一些孩子，并不懂得什么是犯罪，就犯下了让人无法原谅的罪恶。一个15岁的留守少年，因为没钱上网，用一把菜刀砍死一位老人，从她身上翻出300元，并从死者的冰箱里拿出吃的东西，然后走进了网吧。浙江苍南县三年前曾破获一个号称“七匹狼”的犯罪团伙，7名成员中有6名留守儿童，最大的才16岁，他们涉案300余起,包括收保护费、绑架、抢劫、强奸、盗窃、故意伤害等违法活动，惊动了中央有关领导。聂茂用沉痛的笔调形容这些孩子“就像脆弱的星星一样迷失深陷在黑夜里”。
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一个名叫张吉万的留守儿童走进了无数人的视野，并让人鼻子发酸。他年仅11岁，身躯羸弱，却背着3岁的妹妹在飞石不断滚落的路上走了十几个小时，逃离了危险。人们从记者抓拍的图片中看到了小吉万眼神的坚毅和对妹妹不离不弃的深爱，有网友动情地为他献上诗文：“别哭，妹妹，相信我11岁的双脚，不怕地动山摇，相信我12小时的奔跑，我在你就在！”
在突发性的灾难中，留守儿童往往是受害最严重的对象。聂茂因此为张吉万兄妹感到万分庆幸。他们开展历时两年多的“农村留守儿童生存现状”调查，就源于一场突如其来的洪水。2005年5月31日深夜，湖南省涟源市荷塘镇暴发山洪，12名儿童被夺去生命，其中11人为留守儿童。时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的吴奇修由此意识到，留守儿童是一个普遍性的难题，责令团省委着手开展专题调研。
但是，危害到留守儿童安全的不仅仅是天灾，更有人祸。尤其是留守女童，她们很容易成为被猥亵、被虐待、被诱奸、被强奸的对象，而丧尽天良者可能是某个面容和善的邻居、向她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甚至与她血脉相连的叔叔和爷爷。这其中的悲惨故事，聂茂不忍叙说。
失去活力的乡村
“那个热闹而快乐的农村生活，看来是永远失去了。”
一个被研究者广泛引用的数据出自2005年的全国人口抽样调查：平均每四个农村儿童中就有一个多留守儿童，约为5800万人。支撑这个结论的现实已把聂茂心中的农村形象击得支离破碎。这位出生湖南农村的城里人，做过记者，在国外拿到了博士学位，他曾经固执地认为，农村是最有诗意的地方。而今，展现在他面前的许多乡村，已经失去了活力，变得苍白而空洞——青壮年大都出去打工了，剩下的主要是老幼病残。聂茂说，农村的新房确实越来越多，但有不少只是作为“面子和安慰”空置在那里，他们的主人选择蜗居在城里某个蚊虫乱舞的简易房里。他很悲伤：“那个热闹而快乐的农村生活，看来是永远失去了。”
和那些郁郁寡欢的留守儿童相比，他觉得自己的童年“简直是太幸福了”。尽管，他家“穷得不得了”，以至于母亲生下的10个孩子最终只留下了5个，有的饿死，有的送人，但小聂茂还是过得“很有意思”，他和同伴们一起游泳、打群架、搞恶作剧，内心没有一点恐惧感。回到家，给父母挠挠痒、扇扇风，或者趴在他们的腿上听故事，在星空下迷迷糊糊睡过去。“只要有父母在，不管外面发生什么，都不可怕，父母就是我的天和地。”他说，接着叹了一口气，“现在的留守儿童没有天地，无依无靠啊。”
大量的事实表明，留守儿童的精神核心常常还是外出的父母，父母离得再远，其他监护人都很难占据这个核心的位置。“你最想要什么？”课题组的成员把这个问题抛给一些孩子，往往能得到同样的答案：我什么都不要，只要爸妈回来就够了。能和父母短暂的相处一段时间，成了留守儿童一年中最奢侈的享受。但是，有此待遇的孩子并不多，在他们外出打工的父母中，还有一半以上的人，需要两三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选择回家一次。
电话似乎成了维系两代人情感交流的重要纽带，但聂茂对它的效果也很不乐观。他们有一个针对农民工的调查，发现后者给家里打一次电话的时间平均不会超过8分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大人的主要交谈对象还是小孩的监护人，大都是泛泛而谈，毫无针对性的嘱咐。
在很多父母看来（简单而无奈），对孩子最好的弥补就成了“多给一些钱”，尽管那些钱可能会被送进网吧、游戏厅或者换成烟酒。
亟待开展的“系统工程”
课题组的成员们跑遍了上百个村庄，发现竟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村干部不懂得或从未听说过“留守儿童”，很多人对此不屑一顾：“这也算问题？”
向没有亲身经历过这种生活的人描述一些留守儿童的感受，并引起他们的共鸣，其实很难，聂茂希望，孩子们这种灰色、沉重的生活状态被展示出来，能得到更多人的关注，一起来思考：一个由幼小的孩子和年迈的老人支撑的农村该怎样面对一切？很多时候，他常有无能为力之感。
目前，他能做的，除了大声疾呼“留守儿童不是某个家庭的问题，他们属于全中国”之外，就是和《伤村》的另外两名作者商定，把该书所得的首印版税全部捐给贫困的留守儿童们。
人们喜欢用“系统工程”来形容解决某个问题的复杂性，“留守儿童”就是如此。现实总让人感到忧虑。课题组的成员们跑遍了上百个村庄，发现竟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村干部不懂得或从未听说过“留守儿童”，很多人对此不屑一顾：“这也算问题？”
聂茂认为，留守儿童这个“系统工程”需要家长、学校、监护人、村干部和政府通力合作，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它的“事故”发生率。他设想，“如果留守儿童的工作能像计划生育那样实行一票否决制，那就太好了”。在他的心中早已建立起“儿童乐园”，它们分布在留守儿童集中的每个村庄，由政府的专项资金负责，有专职的辅导老师陪着孩子们在各种娱乐设施中尽情的欢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