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1月，一份由中央编译局女博士后常艳爆出的12万字情史引来网友围观。这份名为《一朝忽觉京梦醒，半世浮沉雨打萍》的文章详细描述了她本人和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的风流韵事，并最终将衣挑落马下。一时间，中央编译局这个低调的机构走入公众视野。这个在常艳笔下腐败丛生的机构究竟是什么来头，又是做什么的?
文 / 谢婧怡
专门翻译马列、斯大林著作和苏共文件
中央编译局成立于1953年，是一个副部级单位，全称为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如今中央编译局在党政机构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这并非没有渊源。
中央编译局的前身是两个重要的翻译机构：中央宣传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和中央俄文编译局。1949年，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之子毛岸青，曾在中央宣传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任俄文翻译。他曾翻译并出版了列宁的《我们拒绝什么遗产》、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等著作。
中央俄文编译局在当时承担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将中共中央各部委收到的苏共中央的文件及资料翻译成中文。由于苏联与中国在当时的紧密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重要性，奠定了翻译工作的重要地位。
1953年，毛泽东亲笔批示，由中央俄文编译局和中央宣传部《斯大林全集》翻译室合并成立中央编译局。从此，中央编译局正式诞生。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央编译局已经把绝大部分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翻译成中文，并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的著作和党的重要文献译成多种外文，向国外传播。
中央编译局工作保密性高
由于中央编译局在马克思领域的研究和对外进行中国政策传播，所以在国际有相当高的知名度。但这个被称为中共中央“思想库、智囊团”的中央编译局却不为大多数国人知晓，这大概和中央编译局的保密工作有关。
每年两会期间，与会的外国驻华使节以及各国媒体记者都能拿到英法西俄等六种语言文字的两会报告。而中央编译局，就是这些文件的不署名翻译者。在两会召开期间和召开之前，他们不对外公开任何翻译细节。只在两会结束之后，才能对外披露。
据中央编译局一位译者透露，每年两会的文献会由一支10到20人组成的专家团队负责翻译。
工作流程从开始接触文件到熟悉文件，再到初译、外国专家对翻译内容进行润色等，最后交给中国专家进行核稿，严密统计起来一共有十七八个环节。完成这十七八项工序之后，一篇翻译文献才算最终完成。
在中央编译局内部，有一个珍贵文献特藏室，里面收藏了马克思在1878年6月份写给英国一个《自由新闻》主编撰稿人的信，内容是向他索要资料。这一封信，被中央编译局当作镇馆之宝，收藏在地库中。与马克思的亲笔信并称为镇馆之宝的还有恩格斯当年写的一张明信片。它们被妥善保存在恒温恒湿的地下库中的纯樟木书柜里。
当记者问到现在研究马克思是否过时时，编译局的翻译员回答说，马克思、恩格斯本来就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每天和这两个人打交道，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
除此之外，如今的中共中央编译局还拥有比较政治与经济研究中心、中国现实问题研究中心、政党研究中心、俄罗斯研究中心、海外理论信息研究中心、马克思主义文献典藏研究中心等近十个研究中心，近百位专家、学者，以及自主招收研究生资格的智囊机构。
城市也有“病”
“北京咳”
2013年1月， 北京遭遇持续雾霾天气，让一个在外国人中流传多年的略带玩笑的“北京咳”，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北京咳”是指外国人来到北京水土不服，主要是在12月到4月期间，受北京的雾霾天气影响，不由自主地咳嗽，而离开北京后咳嗽自然消失的现象。“北京咳”这个词最早出自《扶轮月刊(The Rotarian)》1990年的第三期，英文称为“Beijing Cough”。如今这个词被网友们广泛运用，纷纷吐槽北京的雾霾天气。
目前在医学上并没有对“北京咳”的定义，它也并非医学名词。因此，当“北京咳”一词被媒体报道出来之后，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吸内科主任医师就认为这个词是对北京的极度侮辱。《法制日报》评论称，如果硬要跟“侮辱”扯上关系，那也只是“环境保护的一种耻辱”。“ 北京咳”的背后，空气污染难逃其责，从源头治理污染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
“香港脚” 众所周知，“香港脚”是一种脚气病， 医学名称叫“足癣”，是一种由真菌滋生引起的皮肤病，主要是脚部在潮湿环境下穿鞋时间太长，鞋太密封不透气所致。这种疾病在湿热的台湾相当常见，基本上每个人一生中多少会得一次，更有许多人会一辈子为它烦恼。但这种疾病没有叫做“台湾脚”却叫做“香港脚”，其中的原因还得从鸦片战争说起。
鸦片战争期间，英军占领香港。英国的士兵们不适应香港潮湿的气候，平时穿军靴的军人每个人的脚都走了样，不明原因的士兵们就误称它为“香港脚”。后来台湾接受西方医学，又一个不小心先把这种疾病翻译成“香港脚”，于是这个称呼便流传开来，导致大家今天只知“香港脚”而不知“足癣”的情况。
“伦敦雾” 伦敦曾是有名的“雾都”，“伦敦雾”一词始于1905年，特指混合了煤烟或烟尘的雾。“伦敦雾”的产生不是朝夕所致，早在13世纪伦敦人口迅速增长，导致燃料短缺，一些工业作坊开始用煤炭取代木材，埋下破坏环境的种子。
16至17世纪，煤炭已经成为工业和家庭广泛使用的燃料，随之而来的是城市污染加剧。当时由于工厂大多建在市内，居民家庭又大量烧煤取暖，煤烟排放量更是急剧增加。在无风的季节，烟尘与雾混合变成黄黑色的“伦敦雾”，经常在城市上空笼罩多天不散。
伦敦的工业革命带来的最恶劣的后果恐怕要数“伦敦雾”事件。1952年12月4日，一个移动缓慢的高气压滞留在伦敦上空，导致大气湿度增加、风力微弱。污染物难以扩散，聚集在一起产生化学反应。从5日起，前所未有的浓雾弥漫全城，能见度节节下降。12月10日大雾散去，其间死亡人数比平时多出4000多人，大多数是死于呼吸道疾病和心脏病的老人。这就是著名的“1952年伦敦大雾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