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武汉市流浪未成年人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露宿街头、捡食剩饭、遭遇毒打……这些身心饱受创伤的孩子在被带到救护中心后，由于种种原因，依然找不到回“家”的路。
找不到“家”的孩子
在武汉市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内，记者看到了这群流浪的孩子。他们来自湖北、陕西、河南、湖南、贵州等全国各地，大部分是智障或是身体残疾。电视里正播放着动画片，孩子们都安静地坐着，许多张小脸上，写满了漠然和孤寂。
武汉市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内，流浪儿李刚正将爱心妈妈送给他的零食分给其他孩子。
在几个正常孩子中，李刚是最懂事的一个，拿到爱心妈妈送来的零食，他总会与身旁的其他孩子一同分享。自２００８年３月在武汉百步亭街区走失后，他就再也没能找到妈妈。虽然工作人员打了无数电话，带着他四处寻找，仍然找不到家在哪里。
武汉市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的流浪儿童们正在看电视（左二为１３岁的王智豪，旁边的是一名还不知名字的智障儿童）
１３岁的王智豪来自陕西宝鸡，从小父母离异。８岁时，因为忍受不了父亲的打骂离家出走，从此踏上流浪之路。饿了，就找剩饭剩菜吃；渴了，就喝自来水；困了，就在天桥和车站的角落蜷睡。２００８年４月，他从成都扒火车来到武汉，又累又饿的他一下子昏倒在马路边，醒来时已躺在武汉市救助站的流动救助车上。
他泪流满面地说：“每当我看到同龄孩子在爸妈面前撒娇，心里就好难过。”工作人员要送他回家，他却威胁说：“要是送我回家我就撞死在墙上”“我宁愿在外受苦，也不愿在家里挨打”，反复念叨的一句是“我只想回去找妈妈。”可妈妈在哪？他不知道。
和小智豪同岁的魏继凯来自河南，父母在他两岁时就相继去世。后来他被当地民政部门送到河北石家庄一家助孤学院，因为在学校经常受同学欺负，他跑了出来，辗转来到武汉，自从被救护中心收留，就再也不愿离开。
问及新年愿望，他认真地说：“想上学，将来报答社会上许多帮助过我的叔叔阿姨，也想爸妈，希望能有好心人能收养我。”“家”的感觉是怎样的，他太想体验。
武汉东西湖慈惠小学的四年级学生蔡志辉，父母离异后逃学出来，到长沙跟着一个“干叔叔”玩杂耍赚钱。他打电话回家，忙于打工的父亲也只是让他“跟着别人好好赚钱”。后来，他被当地公安部门送回武汉才来到救护中心，“如果能回家我就再也不出去了，外面太苦了，还是家里好。”
武汉市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副主任张新梅告诉记者，在这些孩子中，智障儿占了一大半，基本都是被父母遗弃的，有的父母干脆就把智障孩子丢在救护中心门口。有的孩子因为想家成天哭泣，趴着窗户一站就是一天，看得人心都碎了。
流浪的孩子又何止这里。在寒冷的武汉街头，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带着孩子乞讨的人。武汉市救助管理站办公室主任张启宝说，哪有父母会让自己的孩子在这么冷的天出来乞讨。一些心怀不轨者，都是在偏远贫穷地区和孩子父母达成协议，靠“租孩子”在城市里乞讨赚钱。
据了解，近几年来，武汉市救助的流浪儿童逐年增多。２００６年，救助人数为２０００多人次，至２００８年已达３７００多人次。武汉市救助管理站站长、武汉市流浪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主任易明友总结认为，孩子流浪的原因主要有父母离异、粗暴教育、厌学贪玩、残疾遗弃和拐骗利用。武汉又是九省通衢之地，这使得武汉成为全国流浪儿较集中的几个城市之一。
武汉市妇联儿童部部长陈文杰说，与丰富的物质条件相比，孩子更需要亲情关爱。现在许多父母整天忙于挣钱谋生，却忽略了孩子的感受，造成亲子纽带极度脆弱。孩子在家里感受不到温暖，一旦矛盾激化，就容易离家出走。
流浪儿救护人员的忧虑
面对越来越多的流浪儿童，救护中心十多个工作人员身上的担子也日渐沉重。除了照顾这些孩子的日常起居，孩子的教育、心理健康、最终安置等问题都让工作人员们深感忧虑。
首先，一些正常流浪儿虽然已到上学的年龄，但由于救护站只是暂时性救助机构，没有教师教孩子读书，基础文化知识教育无从谈起。一些孩子因长期游荡于社会，还养成了很多不好的习惯。张新梅说，许多流浪儿很聪明，一听说要上课都很开心，可救护人员常常有心无力。“我们为这些孩子着急，因为他们现在正是学知识、身心成长的重要阶段。”
据了解，２００８年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与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对９个城市民政系统救助站在站的３６４名流浪儿童调查显示，近九成流浪儿童没有完成义务教育，一半以上没读完小学，其中很多孩子是从旷课逃学发展为放弃学业的。
同时，流浪儿童的心理健康也亟待关注。张新梅告诉记者，许多孩子都是由于家庭破碎、得不到父母的关爱才流浪在外的，心灵上有着不同程度的创伤，性格冷漠、叛逆。山西男孩李鑫由于与父亲不和流落武汉，拒绝与工作人员沟通；还有一群十五六岁的孩子，甚至扬言要“把救护中心给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