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杨丽红带着女儿走了进来。两位母亲凑在一块儿，不自觉地把话题放在了孩子身上。
两个已经上中学的孩子，过两年就将面临高考。根据北京市教委的规定，有北京户口和学籍的才能在京参加高考，否则必须回户口所在地报名。
“我们还回得去吗？”杨丽红问道。她和丈夫离开家乡已经18年，其间因为没交公粮、集资和农业税，土地早被村里收回去了，房子也因年久失修倒了。孩子是在北京出生的，从没回过老家。
“你是北京人吗？”有参观者问这个带着京腔的小姑娘。
她看了那个唐突的陌生人一眼，没说话，离开了这间屋子。
杨丽红也只是从女儿的日记中得知，这个看上去无忧无虑的孩子，最近正因为一个好朋友要回山东老家上学而苦恼。她在本子上写了“为什么不一样”，后面是一连串问号。
杨丽红想给女儿的是“一样”。和北京孩子一样，上区重点小学，和他们一样周末学英语、学奥数，学跳拉丁舞。这些年，她把丈夫做家装赚的钱全投在女儿身上。连丈夫都认为这是在逼孩子，“难道不考大学就不活啦？”
杨丽红觉得，自己并不忘本，只是不想女儿再走自己的路。
1990年，她和家乡的47个姐妹一起进入广州的纺织厂，晚上睡觉被像对待犯人一样反锁在车间的阁楼上。3年后来到北京，只因为与本地人发生口角而被警察呵斥，“滚回你们老家去，上他妈这儿来干嘛”。甚至在不久前，她在旁听一个论坛时，还听到有专家说“农民工就像是自来水，需要的时候打开，不用的时候关上”。
“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累都受过了，我只是不想让女儿再经历这样的屈辱。”在杨丽红看来，高考成了唯一能改变命运的通道。但是通道对流动的打工子弟并不畅通。
曾有不平者把北京市教委公布的“子女等同北京户口的八类人”的通知寄到博物馆来作为展品。八类人中，包括原北京知青、博士后，甚至具体到中建二局一公司的职工。外来打工者不在其中。
如今，杨丽红只能寄希望于户籍制度改革。但这种改革涉及统筹城乡教育、医疗、养老等一系列福利制度的问题，连她自己也承认，“不是短时间的事”。
博物馆里收藏的一份取名“打工诗人”的自办小报上，有这样一段话，描述这个群体如今面临的尴尬：
机器的轰鸣取代了虫鸟的鸣叫／街上都是需要警惕的汽车和陌生的面孔／老乡们凑在一块儿互相慰藉／谨慎卑微地生活／有时怀揣着对田园牧歌式生活不可复返的惆怅／不过／家乡也只活在记忆里／现在的家乡／就像打工者所在的城市一样让人迷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