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政治挂上钩后，很容易造成分化，台湾知识分子在这些年中又是如何分化的呢？
杨照：台湾知识分子从1970年代开始一路在分化。在1970、1980年代，那个时候知识分子最大的接轨点是“左右统独”都在一起。当时的宗旨是反国民党，但更大的宗旨是反台湾的经济政策和经济走向。因为那个状况下，社会发展太不平等。台湾经济的发展很明确，就是牺牲农业扶植工业，所以农村非常凄惨。“左右统独”为什么都可以在这里，因为那种农村的状况对于台湾出生的农村子弟，是不可接受的；对于像陈映真他们，在西化潮流里面只剩下农村保留着中国，他们看到的中国本质在农村和农民。对农民的认同和热情是那一代知识分子最大的公约数。
可是到了民主运动起来之后，知识分子就开始分裂，最大的分裂就是“台湾本位”和“中国本位”对立。“中国本位”因为当时中国大陆的现实状况不可能走太远，“中国本位”是相对虚幻的东西，所以相对而言“台湾本位”影响更大一些。
从1996年李登辉当选开始，知识分子又有一拨分裂，分裂的标准是怎么看李登辉。有些人认定李登辉是“台独”派，这就走了一批。1996年在政治上的选择，我最早是帮许信良的，当时我们被打得满头包。1994年，许信良就开始准备党内初选，他当时的口号是“大胆西进”，就是跟大陆建立密切的经济关系。1996年，彭明敏代表民进党参选，名义上我们还是在帮民进党。我印象很深刻的是，第二天要投票了，我一个朋友林凤飞——他当时当“文宣部”主任——拉我到饮水机旁用闽南语说，你不要笨，不要搞错哦，明天你一定要投李登辉。其实很多人都是这个想法，投彭明敏没有用，因为他不会当选，你一定要让李登辉的票足够高，给别人看。到了2000年，陈水扁上台又笼络了一群人，又走开一群人，这样就所剩无几了。
分裂到最后，剩下最小、阵营最薄弱的就是公共知识分子。为什么叫他们公共知识分子，是因为要把他们和学院知识分子区分开。
台湾知识分子其实一直有公共讨论的传统，但后来知识分子都开始保持沉默，社会的和知识分子自身的原因有哪些？
杨照：社会原因是，整个社会往娱乐化走。选举在台湾本来就是一个娱乐事业，必须提供娱乐才有选票。这种气氛下，没人爱听很认真很严肃的讨论。另外一方面，知识分子自身也有问题，最大的问题就是在政治势力不断轮替当中，知识分子跑去站边就麻烦了。2000年，陈水扁在完全莫名其妙的情况下当选，这对台湾知识界是最大的打击。因为过去知识界很多基本的立场就是反国民党，可是反国民党和亲民进党在2000年之前是同一件事。2000年，连陈水扁自己都没有想到会当选，所有他身边的人也没想到会这样，所有他身边的人也都没有做好当选准备。我记得，陈水扁发表完胜选演说，我回过头说，接下来我们做什么？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他把过去所有支持他的知识人全部拉进去，这些人也没准备。统统拉进去之后，那些骂国民党腐败的人发现，我们想象的国民党还是没有真实的国民党有钱。等到我们发现真相的时候，权力在我们手上，那我们要怎样？我们是放还是干脆留着自己用，这是很大的诱惑。那个时候真的是人不够，能当官的都当官了。这么多位置可以分，所有这些人都分到了，这就完了。这群人，你就不可能用知识人的角度看他们，他们就是官僚，开始做生意，开始有政商关系，我身边朋友不知道有多少人就是这样。那一拨死伤狼藉，那个伤害对知识分子特别大。马家辉的新书《站错边》说，站错边的人，还勉强留下来当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也可能，这群人是刚好没有位置站队。
以前台湾学院知识分子与社会有比较良性的互动，这些年呢？
杨照：台湾以前一直有一个传统，就是学院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很活跃，地位非常高，政府对他们也足够尊重。在1980、1990年代，学院里的教授与社会最接近，但到了2000年之后情况完全改观。台湾的大学现在是一塌糊涂，最大的问题是所有大学教授都在赶写论文，完全没有公共性，完全没有过去那种知识分子的意义。可是一个教授在大学教书，不叫他们知识分子也挺怪的，所以后来有了公共知识分子的称呼。台湾的大学在过去十几年中大规模扩张，谁都可以办大学，大学过剩，就出现资源不足，大家都抢资源。“教育部”分资源的方法是靠点数，制度性要求每个学校逼教授生产点数，只有足够的点数才能够拿到资源。每个教授都被逼着写论文，教书都不算点数，也换不到钱。所以，台湾高等教育败坏到不可思议的地步。最后学术生产就是从垃圾到垃圾。教授在学院里对学生的影响越来越小，整个学院机制完全败坏了。但这个不能改变吗？可以改变的，“教育部”可以鼓励教授好好教书不要生产那些学术垃圾。学生的受教育动机已经不纯了，而教授又不重视教书，你要怎么去影响学生？
随着台湾社会民主程度越来越成熟，公共知识分子阵营会如何？或者说，你们的话会有人听吗？
杨照：两种情况对公共知识分子不是太有利，一种是民主非常成熟，民主就是每一天的日常运作，非常无聊；另外一种是出现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比较理想的环境是，知识分子有他自己的场域，但不是直接去影响人民。我相信台湾社会再成熟一点，应该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也是我长年的梦想。
认真想公共知识分子阵营将来会如何，那只有悲观没有乐观。我尽量不去想这个问题，因为纠结于这个问题，什么事情都不想做，也做不下去。我只觉得，我认识的这几个人，我们共同的态度就是不去想这个事情，才能把手上的事情做好。还有很多东西是不容易预测的，比如公共知识分子发挥作用的管道有哪一些？其实这些年一直在改变，这就牵涉到你要不要做这个事情。在我看来，什么是公共知识分子？就是你对有些事情有坚持。但从现有的条件看，我对公共知识分子的未来一定是悲观的，报纸会消失，网络会越来越自由、混乱听不到理性的声音，电视会越来越娱乐化、八卦，这些东西对公共知识分子都是很不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