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杨照像：李媛
从威权到民主，在基本完成社会转型的台湾社会里，知识分子扮演着何种角色呢？如今更多扮演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作家杨照，亲历了这二三十年台湾社会和知识界转型，但他对知识分子在当下台湾社会舆论和公共空间中的角色发挥是有点悲观的。在台湾社会的转型过程中，与政治距离贴近的知识分子在三十多年里，不断为每一次政治热潮所分化，左右、统独、国民党还是民进党……知识分子在作出站队式的政治抉择之后，难免离最初的知识分子理想渐行渐远。这对任何处于社会转型期的知识分子，都是一个警示。在台湾历史和政治的双重演变中，知识分子慢慢退出了社会公共讨论的主流，民主的到来并没有相应扩大整个社会的公共讨论空间，知识分子理性的声音也被娱乐和网络的喧哗所淹没。不过，毕竟还是有人依然坚守着。
石剑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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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和政治的脉络看，台湾“公共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是如何演变过来的？
杨照：我们以前都叫知识分子，后来才出现“公共知识分子”的概念。从历史的脉络讲，在1970年代大家都热衷于谈什么是“知识分子”，从古代的到今天的，余英时也写过一本《士与中国文化》。那段时间，余英时带着中国传统去整理“士与知识分子”的关系，余英时后来又把“知识分子”改称“知识人”。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大家热衷于谈“知识分子”，因为那个时候蒋介石刚刚逝世，蒋经国接了班之后，感觉上空间开始大一点，开放给我们谈改革之类的。到了1980年代后期，大家又不太谈“知识分子”，主要是因为学术思想的转变，比如重新认识左派。因为在台湾不能直接谈马克思主义，所以台湾流行“新左”，从哈贝马斯、阿多诺他们这些德国人开始谈“新左”，然后往上谈接到马克斯·韦伯，然后又从他们牵到法国学派。当时完全不理解他们有什么差别，统统拿来用。比如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等。解构主义刚好跟台湾的整体气氛相合，要把所有的东西推翻、颠覆掉。但这种流行的思潮对知识分子的伤害很大，因为那个时候流行打倒所有权威，包括知识分子的权威，当时连我都有这样的想法。198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开始成为一个污名：不要把自己当知识分子，把自己当成知识分子是傲慢。那个时候最红的是葛兰西和“有机知识分子”，所以后来讲公共知识分子，其实就是要把这些概念重新区分开来。直到2003年以后才开始讲公共知识分子，这又回头受到美国的影响，但那个时候谈知识分子已经和1970年代的热闹完全不一样了。
从政治的脉络看，1970年代末开始的知识分子热其实有很强烈的政治性。那个时代有两个大的、掩饰包装过的政治主张，其中一个是乡土文学论战。乡土文学论战表面上是一个文学论战，其实内涵讲的不是文学。反对乡土文学派的反而是有一点文学的，比如他们说工农兵文学不是文学；而主张乡土文学的那一派目的不在文学，是转个弯在讨论，现在农村那么糟糕，农民那么悲惨。但你又不能直接讲这个事情，否则要被抓起来，所以就绕个弯讨论说：文学是什么，文学为谁而写？文学应该为受苦难的人而写，苦难的人在哪里？在农村。所以它是倒过来讲这个事情。另外一个政治主张是知识分子本身，其实也就是改革派的主张。改革派的主张如果不用直接批评政府的方式，怎么表达？只能去讨论知识分子的良心、知识分子的功用和传统。他们说，国家和政府应该尊重知识分子，只有尊重知识分子的国家和政府才是好的，是会强大的。再用这个方式去提知识分子的主张。所以当时对“知识分子”的讨论其实是很政治的。
可是到了后来，知识分子的政治性就很低。从1996年李登辉上台一直到陈水扁，你看到台湾政治完全在走民粹路线，那个选举和民粹几乎成了政治的代名词。等到后来我们重提“公共知识分子”，其实想要让知识分子对政治发挥一点重要性，但是这个行动本身其实已经是很无奈了，因为排山倒海的政治已经没有智识性了。
在台湾，“公共知识分子”大概指向哪一群人？
杨照：2005年我写了《十年后的台湾》，其中我花最大力气写的那章叫“民主的准备不足”，当民主突然之间到来了，它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从威权到民主的这一条路，不可能用正统知识分子想象的、教科书的民主来解释，民主有自己的机制。教科书上的理解没有问题，民主最难的是从威权转到民主的那段，这段转变绝对不会以民主的方式进行，它中间就有很多机会、斗争，大部分社会都在这个过程中出了问题。一般会出现两种问题，一种是国家实力走下坡，国家从威权走到民主，就会产生资源不足，在开放的过程中有更多人来抢这些资源，这会非常残酷、激烈。还有一种情况和台湾比较像，社会资源比较多，实力往上走，利益的诱惑也很大。最后大家看到的都是利益，它会有高度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和诱惑会伤害到健全的民主。可这些问题很难去应对，台湾就是太明确的例子了。像梁文道就讲，《十年后的台湾》反映的东西对他们香港人来说一直是很矛盾的。台湾不是一个好例子，你看到那么多坏的东西。这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对的，一切要慢慢来，就算你得到了民主也不是你想象的民主。我觉得，有些事情，真的不能把它当作历史时代潮流，它必定还需要自主意识，还是有些人脑袋要清楚，他知道什么事情要来。他有最基本的责任感，即使他看不到，他还是要有耐心一直说一直说。这就是我最佩服南方朔的地方。他一直说，你要耐心、耐心，他三十年一直讲、一直讲。从这个脉络，所以也就有了所谓台湾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台湾谈公共知识分子，我们几个人心里其实是明白有一种无奈的好笑，就像一群无用的人，但他们还坚持、有耐心，自己满足自己，自己把该做的事情做完。如此而已。因为我们有1970年代到1980年代那一段“知识分子”历史，所以还对知识分子这件事情有点热情，还在做这种狗吠火车的事情。虽然时代环境改变了，但 “知识分子”那些东西在他生命中也还有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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