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官官相护。人常说天下乌鸦一般黑，自古以来都是官官相护，更何况他们还是兄弟父子的一个家族，虽是借给李群一人，还不等于借给了整个家族，又有什么不放心的?虽然现在早已不是父债子还、株连九族的时代了，但如果李真的出了事，难道其他人会不管不问?而以这样的家族及能量，又有什么事摆不平呢?如此，则体现了公众心目中的官场生态。
其三，为官皆富。虽然说“隔墙砸官，十中九贪”也许夸张，但近年来贪案频发，且腐败数额“屡创新高”的现实，难免使人产生“为官皆富”的“错觉”。一人当官即可富荫几代，满门为官的富裕程度自然超乎我们的想象，怎么会还不起这点钱?如此，则公众心里的腐败预期已经到了令人心惊的程度。
综观近年来查处的非法集资案，比如最近的浙江丽水、湖南湘西等集资案，皆有官员参与其中，而李群案则显然将这一现象推向了极致。从这个角度将，深刻挖掘李群案的社会价值，认真剖析其中的运行机理，应该会得出一些有益的结论。
四问：行长借一亿干什么去了?
李群打的借条就是简单一句话，落款是李群的签名，并盖着农行阜阳腾达支行的公章，有些10万、20万的条子连公章都没盖。
徐杨共借给李群760万，利息是两分，李群只还了80万。徐杨说：“我跟她是十几年的朋友，她老公是阜阳宣传部领导、广电局局长，姐夫是旅游局局长，爸爸原来是县委书记，哥哥是检察院的批捕科科长，这个家庭背景，我们对她深信不疑。”
安徽阜阳医药集团的孙志刚和妹妹先后借给李群2300万元。李群向这些人借钱时称，是为帮一些中小企业偿还银行贷款。但现在，储户们表示怀疑。孙志刚借钱给李群时约定使用期是7天，一周后，孙志刚向李群催还借款，李群答应给孙志刚银行承兑汇票。孙志刚说，他得到第一张承兑汇票后，李群如约付给过他2.5分的利息，孙志刚没了戒心，将更大数额的钱打入李群指定的账户，至今已借给她2300万，但李群后期并没有给他银行承兑汇票。
另一位老板表示，一些企业为减少现金流，降低现金使用成本，需要使用承兑汇票，于是，这些老板成了李群借钱的对象。李群要钱，就给这些老板打电话，说有承兑汇票，让这些人打款给她。
李群的收款账户除了她本人外，至少还有另外7人，分别是：王彪、张国珍、张瑞英、杨海蔚、李玲、吕涛等。李群虽然说是为帮某些企业还贷，但是，李群不让他们把钱直接打给企业，而是打到李群指定的个人账户上，说这样可以规避银监会监管。
李群的收款人张国珍表示，李群以增加业务量为名，用张国珍的身份证办了一张银行卡，张国珍替李群收钱就是用的这个账户。
张国珍的姐姐张国琴也曾向妹妹的账户给李群打过钱。张国珍说，张国琴手里有李群本息合计4000万元的欠条。2002年，他们就开始借钱给李群。
李群借来的1亿多元到底流向哪里?是弥补银行黑洞?还是为了个人挥霍?现在还是个谜。
五问：为什么又是阜阳
近年来，安徽阜阳成了“多事之城”。从前后两任书记王怀忠、王昭耀因腐败被判处死刑、死缓，到“白宫书记”张治安涉嫌打击举报人致死;从震惊全国的“大头娃娃”，再到儿童肠道病毒感染事件，阜阳负面新闻之多、影响之大，在全国地级市中，算得上“名列前茅”。
对于阜阳的“负面形象”，当地一些干部觉得委屈，认为这其中既有“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的效应，也与媒体“妖魔化”阜阳有关。但是，不断出现的负面事件，难道真的能用一个“妖魔化”来解释吗?
近日，“多事阜阳”再添新案。据中国广播网“中国之声”记者报道，中国农业银行阜阳分行腾达案件。
关于“中国农业银行阜阳分行腾达案件”的是非曲直，自有司法裁判。但将这一案件与之前阜阳发生的一系列大案对比就可发现，“阜阳多事”绝非偶然。
在阜阳，民间早有“阜阳没有共产党”的顺口溜。而事实上，党的组织干部原则在阜阳辖下，也的确遭到长期的破坏和架空。从王昭耀王怀忠起，阜阳一地买官卖官之风久已有之。原阜阳市委秘书长张华琪更是成了卖官专业户，在他任颍上县县长和县委书记的四年期间，批发官帽100多顶，人称“受贿不留死角”。而“白宫书记”张治安家族，在父子两辈的“苦心经营”下，将阜阳颍上县和其它区县的众多职位收入家族囊中，包括：区委书记、县委副书记、副县长、城建局局长、地税局局长、县委办主任、法院副院长等等，在当地形成了名副其实的家族统治。
在阜阳，家族势力的扭曲膨胀，编织成一张张近亲繁殖的权力之网。在这里，权力不仅不再为民所用，反而成为贪腐家族敛财的工具，成为叫嚣“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杀威棒。这种任人唯亲、裙带成风的吏治腐败，也正是阜阳坏消息频传的根本原因。
“吏治坏则民生困”。阜阳的例子向全党全国昭示了干部任用不正之风带来的巨大危害，各级领导干部都应引以为戒。
在几十年的革命斗争和建设中，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的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干部队伍建设。但是，几千年封建社会，长期以宗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使宗族观念和封妻荫子思想在许多中国人心中余毒仍深，一些领导干部在干部任免问题上喜欢搞近亲繁殖，像阜阳式的家族权力网绝非孤案。王昭耀当年成为安徽省领导后，就将自己的两个妻舅由化学教师和货车司机分别提拔成宣城市委副书记和宿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而辽宁阜新原市委书记王亚忱，则将一双儿女安排在公安局任要职。这种以家族为基础的权力配置，从根本上破坏了党的干部任用原则，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威信，破坏了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正气不彰，歪风盛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