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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行长亿元借款 五大疑问揭秘谜团

来源:蓝筹财经 时间:2009-05-21 15:01:13
      近日,中国农业银行阜阳分行腾达支行门前聚集了上百名群众,他们打出“农行还我血汗钱”的条幅,向银行讨要被行长李群借走的巨额钱款,李群所欠借款超过1亿元。5月1日,李群投案自首。李群投案后,目前已有60多人报案,据初步估算,最多的人借给李群行长2000多万……

    仔细梳理这个案件,会发现有太多的疑问需要解答:为什么银行行长要以个人名义来吸收资金,他用这些钱做什么?为什么当地民众愿意把钱给他,而非存在银行?还有,这个案件到底会怎么收尾,这会成为此起彼伏的非法集资案的最后一起吗?

    一问:银行行长为何高息借款

    银行行长借钱,不可思议;银行行长借款高达1亿,匪夷所思;银行行长借1亿后投案自首,闻所未闻。

    首先要问的是:谁这么财大气粗借钱给银行行长?市民徐杨借给李群760万,安徽阜阳医药集团的孙志刚和妹妹孙永红先后共借给李群2300万元,阜阳市颖泉区广电局的工会主席张国琴有李群本息合计4000万元的欠条,还有曾经是阜阳市颖泉区财政局国债服务部主任王彪等等。上述几人身份要么是公司老总,要么是公务员,借出的钱以百万计。试问他们的钱从哪里来?数额巨大,不得不让人怀疑其是否通过合法途径获得,是挪用公款,还是贪污受贿?

    再问这些人何以将大把大把的的钞票扔给李群?新闻道出一方面,那就是李群的老公、姐夫、爸爸、哥哥都是高层次的公务员,强大的家庭背景可以获得借款人的信任。可是什么样的信任值千万?没有人会不计产出的投入,借款千万的背后是“权钱的交易”。借款人的如意算盘肯定是今天把钱借出去,明天通过李群的权力或者关系网可以成倍的回收。可惜,李群投案自首了,让他们失望了,如意算盘落空了。

    从目前的情况判断,“银行行长借钱”其实就是黑吃黑、狗咬狗的权钱交易,只是李群顶不住压力投靠了警方。

    “银行行长借钱”事件还在发展过程中,李群的钱去哪里了还是个问号,相信随着事件的进展,更深层次的玄机会一步一步展开,我们拭目以待!

 二问: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愿意把钱借给她

    继阜阳原政协委员王爱林集资诈骗6500余万案被判无期之后,该市腾达分行行长李群因借款超亿元无法归还而自首。二者共通之处就是钱款数额巨大,任意僭越规则,撕毁契约,践踏公德底线。而这背后的根本因子就是公权背后的“毕姥爷”效应以及下级对上级的“顶礼膜拜”。

    耐人寻味的是阜阳1亿元借款流失并未得到网友怜悯,取而代之的是质疑并强烈要求查清债权人巨款的来源,因为债权“主角”都是公务员。譬如有网友追问到:一个地级市劳动局工会主席手上居然有4000万借条,这钱从何来?这些债权人是何身份?各占多少份额?能否列出一份借款清单?阜阳人民期待政府给一个公开、准确的答案。

    令人遗憾的是对李群最为了解的工会主席张国琴拒绝采访,与此案密切相关的另一位某财政局主任王彪也不肯透露详情。拒绝的背后肯定有“戏”,笔者不揣冒昧认为至少有以下几点潜台词:一是,虑及自己的“屁股”不干净,惧怕话越说越多,随时“露馅”;二是,担忧“拔出萝卜带出泥”,借款清单会捅出个人财产收入的“冰山一角”;三是,上级未“通气”,在统一“口径”之前,不宜轻率发表自己的意见。这出“戏”是自我表白还是舆论倒逼,完全取决于“演员”的态度。

    一亿借款如何得逞?这又是一幕值得玩味的剧目,有人说,一亿元借款背后绝非李群一人孤军奋战,作为一地方支行行长其权力、能力极其有限。其背后必有一个牢不可破的权力网络和强悍的人际资源。此论不谬,在一个制度不健全的社会,“毕姥爷”效应立竿见影,甭说权力寻租,光是量量身份“名片”就足以让人不容置疑、争相阿谀。不妨看看这个公务员之家,据报道,李群老公是阜阳宣传部的领导(副部长)、广电局局长,她姐夫是我们旅游局局长,她爸爸原来是我们底下县城的县委书记,她哥哥又是检察院的批捕科科长。这样的家庭背景,对其借款谁会质疑,谁敢怠慢,逢迎唯恐不及,何况还有丰厚的利息回报呢?疯狂地借款幕后折射出对权势的“顶礼膜拜”。

    阜阳亿元借款案背后隐藏着挥之不去的权力之手,试想如果没有煊赫的权势,权重一方官吏会轻易上当,重金相借,重回报的精明商人会不计成本,学做雷锋吗?这其中的“奥妙”该有多少?公众又知多少?可以断言,阜阳一亿元借款背后“有戏”!

  三问:为什么没人担心还不上钱

    60多人受害,“借”款总额超过1亿元,一个小小的支行行长,为何竟有如此大的能量?借条上仅仅是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加上李群本人的签名及农行腾达支行的公章,有些10万、20万的条子甚至连公章都没有盖,这么多的借款却借得如此草率,受害者凭什么对借款人如此信任?

    受害者徐杨的表白,也许体现了多数人的判断逻辑:“她老公是咱们阜阳宣传部的领导(副部长)、广电局局长,她姐夫是我们旅游局局长,她爸爸原来是我们底下县城的县委书记,她哥哥又是检察院的批捕科科长,这个家庭背景,我们对她肯定是深信不疑的。”因为家族显赫,所以深信不疑,旁观者也许觉得这推理太过简单,受害者却坚信此结论无比安全。

    这实在是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笔者以为,这些人之所以盲目笃信官员家族,可能是基于存在三个这样的思维前提:其一,官员可信。按照世俗的身份标签,可以将国民分为官员、商人、平民等几类,在整个社会信用体系极不健全的今天,供我们判断个人信用的社会资源几乎为零,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权有势”的官员都不可信,还有谁更可信呢?如此,则彰显了当前社会信用体制的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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