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服务员刺死官员风波:当"病人"邓玉娇与狂人撞击

从成都到宜昌，再从宜昌到巴东，再到野三关，恩施，一个相对简单却引起巨大舆论风波的刑事案件的背后，我们在试图寻找一个真实的邓玉娇。

    受害人，凶手，抑郁症患者，英雄，故意杀人嫌疑犯……如此多的符号，集中在一个20出头的小姑娘头上之后，一切都变得有趣起来。尽管是以绝对的悲剧，作为底色。

    邓玉娇很小的时候，父母离异，少年时，亲身父亲死亡。17岁不到辍学，远走福建鞋厂打工一年，抑郁症发，也挣不到钱。回家，在一些地方短期打工。后远走浙江，因发病，长期失眠，不得不依靠治疗抑郁的药物，干的时间不长，返回家乡治病，家庭经济压力巨大。邓玉娇进入雄风娱乐城当服务员一个月，表现平平，本分老实，和熟悉的人之间偶尔不失开朗。但她遭遇了邓贵大黄德智一行对其人格的侮辱，爆发……尽管在案发后，她的母亲说，玉娇和死去的爸爸并无感情，但这个做妈妈的似乎并没有想到，被束缚在安抚医院病床上的玉娇，哭喊着的却是“爸爸，他们打我……”

    在一个孩子心中，爸爸永远是最强大的依靠，至少，在被欺负的时候。这给了我一个强烈的信号。她似乎是一个缺乏保护的人，于是，在特定的时刻，用自己最决绝的方式“保护”自己。

    尽管抑郁症和精神病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但我还是愿意将她看成是病人。一个长时间处于非主流状态的病人，内心的状况，少有人知。

    如果说邓玉娇是病人，那在此次事件中丢命的邓贵大，则瞬间表现为狂人。但在野三关街道，认识他的人对他的评价是，沉默寡言，绝不是一个张扬的人。

    但他张扬了，在酒精的浸泡之后，以钞票的名义(用钱煽人)，在大巴山区，这是一个极其嚣张的做法，特别是对一个无论是经济还是社会地位都处于绝对底层、有着太多悲苦和伤害的人。一个沉默的狂人，对一个看似正常的病人进行的人格的践踏，引爆了处于临界点的矛盾。

    官员、酒后、买春嫌疑、显摆、欺负弱者、被杀。几个元素重叠之后，构成了这个案件巨大的传播效果最基本的逻辑基础。这让我想起了一句话，互联网时代，官员也是高危人群。不过，这没什么可委屈的，选择了这个职业接受监督理所当然。要不你就和我一样种红薯但我在铺天盖地的舆情中感觉不寒而栗。就案件本身，传言中的强奸或者强奸未遂，是否成立，值得商榷。根据当事人的叙述，是两个流氓官员在娱乐城里滋事，不依不饶，将站起来的邓玉娇两次推坐在沙发上，而没有扑上去剥衣服或吃豆腐，此后，包括赶来的服务员和娱乐城经理，一共有6个人见证了现场。性活动毕竟是隐私，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是否敢于当着大家的面强奸少女?这是一个简单的常识。

    除了言行侮辱和几把以强凌弱的推搡，强奸或者试图强奸都没有进行，自卫从何说起?尽管我内心深处赞成刚烈的玉娇给这两个色心膨胀的流氓一顿教训。相对简单的案件，却一再被舆论不信任。我们的基本判断调查和判断能力如果不欠缺，那我们是否具有在汹汹舆情下去追逐真相的勇气邓贵大死了，被匆匆掩埋，留下妻子和上高二的儿子，在别人的非议中，艰难地挣扎。伤者黄德智躲了，至少我们在他治疗的宜昌的任何一家医院，也找不到这个名字。邓玉娇被抓了，家长悲戚，旁观者义愤。司法部门左右为难——巴东县公安局的人感叹，网络舆论夸张的一边倒和铺天盖地的口水，已经严重干扰到了办案的公正性。

    对公安局的无奈，我深信不疑，在看见善良的网民们将邓玉娇称为“除暴英雄”的时候，我们看见的是一种偏离了案件事实本身的舆论风暴，而在这种风暴之下，个人还是一个司法机关，是否有能力掌控这艘船沿着法律的轨迹航行，已是一个现实的难题。此类事已有先例，如被汹汹“民意”给枪毙的河南被张金柱等。按照法律，张金柱先生也就是一个造成严重后果的酒后肇事。罪不至死。但他死了，若干年后，当年的“民意”制造者们，面对死者淋漓的鲜血悄然回避。我也曾经在心里枪毙他一千次，但我绝对不会去扣动打死他的扳机。

    其实，我们应该具有一种冷眼旁观的能力。嚣张的人，总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黄德智伤了，但他只能继续当老鼠。邓贵大死了，引不起丝毫的同情。生命原本至高无上。他们为自己的嚣张已经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但致人死亡也要承担责任。这才可能是公平社会的基本程序。

    弱势的邓玉娇赢得公众的同情可以理解。某些社会资源拥有者的嚣张已成了公害，但这都不足以成为枉法的理由。您我都有帮助弱者的义务和权力，但请给法律一点尊严，至少，别用我们干净的双手，充当撕裂法律的帮凶。公安以故意杀人罪侦查。但这绝不是说邓玉娇就是故意杀人犯。死伤者铁板钉钉的过错和邓玉娇的自首情节以及她的社会危害性不大，才是我们帮助她的基础。如果她非精神病人，她就必须接受审判，我个人期盼她得到缓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