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剧变与内战：“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
事实上，所谓十月革命后相对平静的政局，即苏维埃政权“凯歌行进”的局面，正是在这场“一月剧变”后被打破的。俄国的国内矛盾自此迅速尖锐化，不久就爆发了大规模的残酷内战。关于这场内战各种“官书”上有着许多定义，但是列宁1919年致罗日科夫的一封私人信件有个坦率的说法值得一提：列宁认为当时的内战是“苏维埃政权反对‘普遍、直接、平等、秘密的’选举的斗争，即反对反革命立宪会议的斗争”，“这是资产阶级民主和资产阶级议会制的世界性大崩溃，无论在哪个国家，没有国内战争就不会有进步。情愿者命运引着走，不情愿者命运拖着走。”
“十月革命”后最初两个月苏俄实际上没有军队，似乎也不需要军队。马克思以来的社会主义者都一贯反对“常备军”，民兵代表革命，常备军代表反革命，这种理念甚至可追溯到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但1918年1月15日，在“一月剧变”后仅十天，苏俄政府即颁布了建立红军的法令。法令仍许诺“在不久的将来实行全民武装代替常备军”，但很快这个“不久的将来”就被证明无限遥远。二月革命以来布尔什维克最积极提倡的“士兵民主”立即被严禁，托洛茨基直言不讳：“红军的组织原则与沙皇军队的组织原则是非常相似的”。而实际上前者比后者更严厉，包括推行残酷的人质法和什一法。用当时的话说，民主已经过时，现在是“对信奉过的一切要憎恨，对憎恨过的一切要信奉”。的确不这样也不行，“一月剧变”后各地的小规模叛乱很快蔓延升级，到5月间捷克斯洛伐克战俘叛乱和萨马拉“民主反革命”合流，全面内战的局面形成了。
一般认为，直接导致内战的原因有三个：废除立宪会议导致民主派的反抗，对德和约引起“爱国主义者”的抗争，以及余粮征集制激化与农民的矛盾。但实际上，布列斯特和约的问题在几个月后即随德国战败、苏俄废约而不复存在，余粮征集制虽有深刻的思想背景，作为一项具体政策它应当说是内战的结果而不是原因——虽然它引起的农民反抗导致了内战延长。因此，解散立宪会议，亦即废除宪政，实为导致内战的首因。
从某种意义上讲，内战是一场围绕“立宪”的战争，列宁政府的反对派最著名的口号就是“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而内战中出现的许多反苏维埃势力也都以民主立宪为旗帜。包括大量的左派势力，也在“既不要列宁也不要高尔察克”的口号下成了反对派，他们要求在“左派”专政与右派专政之外选择道路，回到1917年9月前的民主政府甚至“一月剧变”前的苏维埃。“专政”与“民主”的冲突如此尖锐，以至于布尔什维克方面当时抨击“民主”常常连“虚伪的”、“资产阶级的”等限制词都不用，干脆流行起“民主反革命（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ая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я）”、“立宪反革命（Кадетскаяконтрреволяция）”的说法，并由此衍生出“民主反革命时期”、“民主反革命缓冲地带”、“民主反革命政治派别”等一系列术语。“专政”是“革命”，“民主”就是“反革命”，一月前后的剧变乃至于斯！
这当然不是说后来反对布尔什维克的力量都是立宪会议的支持者或所谓民主派，而是说：二月革命以来人们期待的宪政民主前景在1918年1月的消失引起了空前的震动，打破了俄国社会当时已十分脆弱的平衡，使各种矛盾都集中爆发出来。不仅各支民主派（后来被称为“资产阶级民主派”，但当时布尔什维克更常称之为“民主反革命”）打出立宪会议的旗号反对布尔什维克，先后在伏尔加河流域的萨马拉、乌法等地形成很大势力，在格鲁吉亚等地还建立了孟什维克领导的民主共和国。更严重的是在二月革命后慑于当时人们对民主的认同而一时蛰伏的各种旧俄势力，现在随着宪政民主前景的破灭也堂而皇之地出来抢夺江山。他们显得非常理直气壮：既然不搞民主了，沙皇的遗产凭什么就是你的？“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局面于焉形成。
事实证明：从二月革命到一月政变期间，俄国政局在民主预期下的日益左倾并未受到右翼反民主势力的多大抗拒，像科尔尼洛夫兵变那样的个案转瞬间也就平息了。不仅“清一色社会主义者政府”本已水到渠成，就是布尔什维克抢先夺权后，在许诺尊重立宪会议的70天内全俄局势仍然基本稳定。正是在布尔什维克摧毁宪政后，右翼反民主势力起而效尤：继“一月剧变”布尔什维克驱散立宪会议后，4月乌克兰哥萨克首领斯科罗帕茨基驱散了二月革命后出现的乌克兰议会（中央拉达），12月初军阀高尔察克驱散了从伏尔加河迁移到鄂木斯克的立宪议会委员代表大会。二月革命后昙花一现的民主权威至此荡然无存。而二月革命以来对“混乱的民主”不耐烦的人们，在混乱变成内战后也就各立山头“收拾残局”。加上乘乱而起的民族分离运动、外国支持的势力，俄国一时陷入了空前残酷的兵燹战祸中，数百万人死于非命。……
历史是由长时段因果关系决定的还是“偶因”造成的？应该说两种因素皆有。笔者曾指出：1905年俄国曾经有过自由市场经济与政治民主化进程互相促进的强大势头。如果不是那场风波中各方之不智造成“双输”之局，俄国完全可能在君主立宪框架下完成政治、经济的现代化改造而避免1917年的局面。但是斯托雷平政治专制下为权势者对传统农村公社进行“警察式私有化”积下民怨，加上后来又唐突发动世界大战而失利，“不公正的改革导致反改革的革命”便在所难免。而且这种“革命”天然具有反对“腐败的经济自由”和重建“公社世界”的性质，自由主义成为输家几乎是注定的：临时政府难免要社会主义化，立宪会议即便不被驱散，也没有几个自由派当选。
但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者”中谁能得势、以及得势后具体会导致什么后果，则是不确定的。主要在政治侨民中活动的布尔什维克最初并无优势，长期流亡后在1917年4、5月间才回国的列宁、托洛茨基也不被看好。国内反斯托雷平运动的主力社会革命党和在工会中影响巨大的孟什维克都曾经很有希望，但是阴差阳错的权谋较量使列宁最终胜出。1917年2月开始的进程本来是由传统专制向宪政民主的转型，结果到1918年1月后演变成“专制”到“专政”之间一场改朝换代式的战乱。继1905年后俄国历史上又一次宪政民主大实验，就这样以更惨痛的内战以及内战后的“专政”告终了。
现在我们可以评价90年后俄国人如何反思1917：“二月民主”无疑是俄罗斯现代化转型的重大事件，但它之后的历史进程也无疑发生了“断裂”，这断裂并非发生在当年的十月，但更不是在列宁到斯大林之间，而是发生在1918年1月。其内容也不是从“姓资”的民主革命转变成了“姓无”的“社会主义革命”，而是废除民主（很大程度上废除的正是社会主义者即俄国马克思主义者所主张、当时也为他们所主导的民主，而非“资产阶级民主”），代之以专政（一开始就是开枪屠杀工人、封闭工会、取缔社会民主党的专政，即“对无产阶级的专政”而非所谓无产阶级专政）。
如今的保守主义者（包括索尔仁尼琴与普京今天也基本属于这一翼）认为过分“民主”会损害自由乃至导致专政，这并非全无道理。像德国人在魏玛末期民主选举出希特勒就是例子。就俄国而言，1917年底在立宪会议选举中获胜的民粹派如果执政，他们以后会不会以转型期混乱为口实而改变其此前“社会民主党化”的方向、重返“人民专制”的民粹派老套，也是难以预断的。
但无论如何，后来俄国实际发生的进程并不是这些民主选举出来的政治家废除宪政，而是列宁们推翻民选议会、实行极权并镇压了民主。因此说“二月民主”就会导致“一月极权”是没有根据的，把二月革命与列宁极权在“西化”、“激进”的概念下混为一谈，也是极不严谨的。
事实上，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那个时期，凡尔赛框架下建立的宪政民主在欧洲大部分国家都未能坚持下来，而难免被颠覆、为专制极权所取代的命运。但由民选领袖废除宪政的，也就仅德国一例。其余包括俄国在内，都是通过军事政变、战争或强制性“革命”等非民主方式推翻宪政的。因此过分夸张民主对于宪政的威胁、甚至把民主看得比帝制离宪政更远，是没有道理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1991年的苏联东欧“剧变”的确可以说是继承了“二月民主”的事业。但是时代毕竟大大进步了：今天“剧变”后的所谓“阵痛”如果与那一波民主潮相比，无论与俄国“二月民主”的短命及民主被废除后的惨烈内战、与德国整个魏玛共和时期的动荡，还是与欧洲多数国家当时的“魏玛化”危机相比，都可以说微不足道。不仅如今东欧各国都已渡过阵痛，确立了稳定的宪政民主，就是宪政之路最为坎坷的俄罗斯，也没有重蹈“二月民主”的覆辙，尽管其民主体制并不完善而且近年来还有所“倒退”，但也已持续了十多年，根本性的逆转不大可能。今天普京再“保守”，哪怕是对斯大林时代的“大国”还有某种“怀旧”，但只要他们不想学列宁，不愿重演“一月”的悲剧，那就如民主化以后的法国人对拿破仑、德国人对俾斯麦的“怀旧”一样，是无伤大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