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形色色的右翼
日本右翼，不同的团体，政治诉求不同，形成时期各异，组织结构、行为方式也不尽相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很难作“一勺烩”式的概括。如果打破纵向时间关系，从组织特征出发，大体说来，大致可分为观念右翼、组织右翼、行动右翼及“新右翼”。前三者为战前就已然存在的传统右翼，“新右翼”为战后70年代出现的新生代。不同的右翼之间，不排除组织上的承袭、交叉，也不乏内讧与相互的攻讦、批判。但作为影响日本政治的一股极端保守势力，由于其组织、动员方式的准军事化色彩及行动的暴力化倾向，虽然受到包括执政者在内的主流社会的警惕，但影响力始终存在。这与“右翼”作为一种民间组织及社会思潮，其思想特征及部分政治诉求与社会底层人们的精神状态有相当程度的契合是分不开的。它对政治及社会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宪，二是排外。
择其要而言之，日本右翼的谱系大致分为：战前，玄洋社—黑龙会—革新右翼-原理日本社；战后，盾之会、一水会等“新右翼”。
作为日本右翼的鼻祖，“玄洋社”由1878年成立的“向阳社”改称、发展而来，其灵魂人物为右翼的宗师头山满（1855~1944年）。其成立的规约有三条：拥戴皇室、热爱日本、坚决维护人民的权利。
第一条不仅是玄洋社的最基本原则，也是所有日本右翼最重要的原则立场。第三条中的“人民的权利”原为“人民的主权”，后被警察指出该措词与“天皇的大权”相抵触，于是改为“权利”。第二条的“热爱日本”是有明确政治诉求的：因为玄洋社成立时，日本国内正围绕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进行艰苦的斗争，这条的宗旨是在“热爱日本”的口号下强调“国权”，维护日本的国际地位。明治维新后，由于受西方自由平等思想的影响，日本在亚洲各国中率先意识到这一问题，出于其维护自身“国权”的需要，玄洋社也以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独立的支持者面目出现，客观上对后者有积极作用。这也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与头山满等东洋右翼活动家一度过从甚密，并接受后者政治资助的主要原因。
但是，玄洋社对不平等条约的反对首先是站在“尊皇”的立场上，其背后是日本主义的“神的国家”。因此，从本质上说，其对不平等条约的反对，无非是国粹主义框架下的排外主义使然。在这种情况下，对第二条中“民权”的维护，其实不过是装饰而已，因为在皇权与国权并重的前提下，所谓“民权”只能是空话，更遑论日本以外的、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权。
“黑龙会”其实是玄洋社的衍生组织，1901年由玄洋社成员内田良平（1874~1937年）创立，头山满为总顾问，以赤裸裸的国家主义为理论基础，发行机关刊物《黑龙》，是战前“大亚细亚主义”的始作俑者，也是在实践上走得最远者。“黑龙会”的名称本身，即包含跨越中俄国界黑龙江之意，表明“大洋的日本”将取代“大陆的俄罗斯”，剑指中国满蒙的战略野心。
上个世纪20年代，一方面是经过“大正民主”，言论空间相对开放，日本有如一个思想实验室，各种时兴的社会思潮轮番登场，尤其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日本国内形势发生深层互动，这些社会动荡导致右翼思潮的变化和右翼组织的分化、重组；另一方面，一战后的经济恐慌加上关东大地震，使日本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左翼舆论对政府及其导致贫困化的政策的批判升级，矛头开始指向政治家、财阀等特权阶级，甚至出现了针对这些人的恐怖性攻击活动。这种情况下，右翼的政治议题也发生变化，开始从国际问题转型为国内问题，出现被称为“革新右翼”的新动向。其中，最有代表性者为朝日平吾的个人恐怖主义与北一辉的国家改造主义。
前者把社会贫困的原因归结为存在一个把大众应平等享受的幸福剥夺了的特权阶级，于是通过恐怖暗杀的“锄奸”活动谋求恢复平等，实现社会正义，并亲自践行了对安田财阀创始人安田善次郎的暗杀；后者则以长达八卷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系统表达了其国家社会主义的主张，被当时的右翼分子奉若神明，成为二、三十年代指导右翼的行动纲领，影响力不下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在这个过程中，日本议会政治日益捉襟见肘，军部专政色彩与日俱浓，整个国家迅速滑向军国主义。
正当“革新右翼”风头正健之时，1933年，另一位右翼思想家蓑田胸喜在其著作《学术维新原理日本》中，对北一辉的“社会改造”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认为“社会改造”纯属无稽之谈，因为社会的元素是人和人心，无法改造，从而打出了以“日本国民生活”为出发点的“原理日本”论，主张对“作为宿愿之力的日本意志的复归”。旋即成立“原理日本社”，并发行机关刊物《原理日本》，被看成是对“革新右翼”的反动。随着“2·26”事件的失败，北一辉等“革新右翼”被肃清，原理日本社得以强化。1938年，《原理日本》的忠实读者荒木贞夫就任近卫内阁的文部大臣，“原理日本”的理论被体制化。进而，被认为“反国体”的帝国大学教授遭到整肃。
至此，幕末时期以来一直充当体制批判急先锋的“右翼的逻辑”变成“体制的逻辑”，完全失去了对现实政治批判的锋芒与契机。“大东亚战争”爆发之后，连存在意义本身也丧失殆尽了。
战后，由于美国对日民主化改造的不彻底性，特别是基于“冷战”战略需要的占领政策的首鼠两端的转型，导致右翼势力在日本社会迅速复活。战后右翼的一个重要政治诉求，是“反YP体制”（即雅尔塔、波茨坦体制），认为YP体制破坏了日本的历史传统，使日本陷入到“万劫不复”的深渊，必须予以彻底粉碎。
从关系上说，战后右翼中的绝大多数是战前右翼的因袭。战后右翼中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新右翼”的登场。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盾之会”和“一水会”。
前者是名作家三岛由纪夫于1969年创立的文化右翼组织，成员多为三岛文学的青年学生“粉丝”。之所以称“盾之会”，意为要成为保卫天皇的盾牌。这支被称为“世界最小军队”（起初40余名，后发展至90余名）的组织，实际上是三岛的私家武装，完全听命于三岛。他利用自己名作家的社会声望，与自卫队组织建立联系，让自己的私兵接受自卫队的正规军事训练，并对会员约法三章：涵养军人精神、磨炼军事知识及领会军事技术。
三岛是一名狂热的文化保皇派，创造出了令人致幻的迷宫般小说美学，具有极强的行动性。1970年11月25日，三岛率领5名盾之会成员闯入东京自卫队营地，绑架驻地总监，发动了一场小型政变。三岛在千余名自卫队官兵的面前发表了8分钟演讲，并散发檄文，呼吁改正宪法，号召官兵们“决起”。“听众”无动于衷，还以哄笑和怒吼。三岛感到失望之极，当场以古时武士的方式切腹自戕。
这个事件是一个隐喻，给一味陶醉于经济高增长神话中的日本社会以强烈的刺激。翌日的《朝日新闻》发表社评指出：“……三岛由纪夫以魔术师般的语言制造了一个虚幻的世界，仅此还不满足，还要让他的世界在当今实现，其核心依然是战前‘天皇归一的日本民族’这一空幻的大虚构……他的政治哲学里只有天皇和贵族，绝没有民众。他对暴力的认可，说明他不接受民主主义理念的傲慢精神，而民众在他的自我表现欲里不过是个小道具而已。”可以说，这种声音代表了战后民主国家主流社会的批判态度。
但是，同年12月11日，右翼团体在东京丰岛公会堂公然为三岛举行公祭——“忧国忌”，参加者逾5000人。此后每年11月25日（即三岛忌日），右翼们都要集会纪念。另一个“新右翼”中坚组织“一水会”就是在三岛事件的“激励”下诞生的，会长铃木邦男是追随三岛一同慷慨赴死的森田必胜在早稻田大学的同学。所以，某种意义上，也许正是三岛之死，“唤醒”了右翼们此前萎靡的“武士精神”，也未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