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香袭人刀锋寒
多年来，对日本国民性的认识，我们似乎陷入了一个误区，总以为历史上日本对外发动战争，仅仅是日本最高统治者天皇和一小撮战争狂人所酿造的悲剧，与广大日本人民毫无干系。充其量，日本老百姓只是受了蒙蔽。但是，如果对日本近现代历史稍作分析，便不难看出这种看法的片面与幼稚。
公元1592年丰臣秀吉派遣小西行长、加腾清上侵略朝鲜，妄图迁都北京爆发的战争;公元1894年日本出兵侵占朝鲜，偷袭中国海陆军发动的甲午战争;公元1904年日本以突然袭击的方式在中国境内挑起的日俄战争;以及20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及太平洋战争，这些历史上非正义的侵略战争，有哪一场没有得到过日本国民狂热支持和拥护？若没有多数日本国民亢奋高涨的积极响应，这些战争能如此大规模地开展吗？
据历史资料表明：二战期间日本各党派对战争议案表决时，甚至连日本共产党也投过赞成票。在全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接近尾声时，美军向日本本土发起最后的攻击，在冲绳战役中，日本方面伤亡24万余人。其中正规的军人仅6万余人，将近18万人则是普通的老百姓。这些老百姓为了效忠天皇，进行“大东亚圣战”，宁愿自杀身亡，也坚决不投降。战后，日本政府追查战争责任，当时的首相东久迩曾提出“一亿总忏悔”的口号;日本共产党也提出“一亿人民一亿战犯”，主张日本全体国民共同忏悔。但是，这种提法并没有得到多数日本人的认同。当西方记者对市民采访问及日本为什么被打败时，多数老百姓竟然回答，“日本还没有准备好”。直到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舆论在进行民意调查时仍发现，认识到过去那场战争是侵略战争者不足50%，而认为这场战争是为了生存不得已进行者占了50%;同意这场战争是“反抗欧美压迫，解放亚洲诸国”者竟然占了45%，而对此持不同意见者仅有25%。
2005年4月23日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亚非峰会上会见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就中日关系提出五点主张，并强调日本要把对侵略战争表示的反省落实到行动上。对此，小泉首相表示，日方愿意根据中方提出的五点主张的精神，积极推进中日友好合作关系。但是，4月24日，日本《朝日新闻》对808个国民所做的民意调查显示，大约71%的受访者对胡锦涛要求日方就二战中的罪行进行道歉需“采取实际行动”表示不理解。
当然，这并不是说要把战争的责任强加在日本人民身上，也并不是讲日本国内没有坚持中日友好的人士。笔者只是想提醒国人，那种只凭借某种政治结论，将历史事件中的统治者和老百姓截然分开的思维方式，既无助于澄清事实真相，也无助于我们正确分析事物的本质。日本之所以掩盖侵略、逃避历史、拒绝反省、缺匮忏悔，绝非只是少数统治者所为，而是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特别需要指出，日本的文化传统，在这方面发挥着难以估量的巨大的影响作用。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早在17世纪就曾对日本的文化特征作过总结：他们“顽固、任性、刚毅、古怪”，同时又“不把一切危险和灾难放在眼里”。孟德斯鸠认为，日本的立法精神是残暴的，他们相信只有更严厉的残暴才能驾驭残暴。美国人类学家鲁斯·本尼迪克特在其著名的《菊与刀》一书中也曾分析道：“在美国曾经全力以赴与之战斗的敌人中，日本人的脾气是最琢磨不透的。这个强大的对手，其行动和思维习惯与我们迥然不同。”“日本人生性极其好斗而非常温和;黩武而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固不化而又柔弱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这个分析，可谓一针见血！日本民族对内可以表现出菊花般的风情，人与人之间讲究和谐、尊重。尽管这种和谐与尊重是建立在贵贱等级和权威分层的传统秩序之中。然而对外，他们则表现出剑与火的风格，霸道十足且充满攻击性，毫不顾忌世俗的道德和法律标准，所追求的目标只是进攻与征服。
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传统影响，日本人形成自身的民族性格，产生出叫外人难以理解的国民心态。以对战争所造成的灾难为例，日本国民对内对外的态度简直可以说是判若两人。对外，逃避责任，态度暧昧，拒绝反省，缺匮忏悔。对内，则同仇敌忾，痛心泣血，百折不挠，伸张公道。自1946年起，每逢8月7日和9日，日本广岛和长崎的市民都要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当和平纪念公园的钟声通过无线电波传遍东瀛列岛时，整个日本都沉浸在异常的悲痛之中，各种抗议示威和请愿游行接连不断，其活动规模之宏大，悼念情感之深切，民众情绪之激昂，可以说超过日本国内任何政治活动。作为40万广岛和长崎的战争冤魂固然应该得到祭奠，但是，被日本军国主义屠杀和残害的上千万亚洲人民难道不应该得到谢罪和道歉吗？造成广岛和长崎这场悲剧的责任应该追究，但日本国民却很少冷静地思考这样一个显而易见，又极其简单的问题：难道美国会无缘无故地向日本投掷原子弹？如果不是日本首先挑起这场侵略战争，将战火蔓延到东南亚，甚至太平洋彼岸，给世界和平和人类命运造成极大威胁，广岛和长崎能够遭受到如此悲惨的命运吗？究竟谁是广岛和长崎悲剧真正的始作俑者？
若进一步分析，造成日本国民的这种近乎于偏执和狂热的民族情绪，其实是日本的传统文化长期以来在国家意志下被扭曲的结果。
由于日本是一个四面环海、资源贫乏的岛国。因此，险恶、封闭、孤立的自然环境就需要有一个信仰或宗教使全民族团结起来。自明治时代，日本政府便煞费苦心地将原本属于民间，并无统一神祉的“神道”改造成为“万世一系，神圣皇国”的国家意识，天皇成为了“神国”最高的象征和至上的荣誉。日本政府通过行政手段在各个地区普遍设立崇奉皇室祖灵的神社，并且通过专门的礼仪，周全的祭祀、参拜活动将此制度化，其结果是将这种原始的宗教崇拜，通过国家意志演绎成主流文化深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成为日本国民的精神支柱，至今仍在发挥着影响作用。在日本的传统文化中，武士文化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和非常独到的作用。在武士文化中，忠君是最重要的精髓，真正的武士要勇于为国捐躯，为君殉死。只有这样死才能够体现其荣誉和价值，并被后人供奉为“护国英灵”，否则就是“犬死”（在日语中的含义就是死无代价）。明治维新之后，武士文化便通过国家意志，逐步演化堕落为替天皇尽忠，为军国主义卖命的武士道精神。
以靖国神社为例，它始建于1869年（明治二年），当初是用来祭祀那些在明治维新内战中阵亡的天皇军队中士兵的亡灵的。因而，它也被称作“招魂社”。1874年，明治天皇亲临神社参加祭祀士兵亡灵的参拜，使得招魂社获得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殊荣。1889年招魂社正式改名为靖国神社，成为国家管辖的神社，变为“国家神道”的大本营，它对日本国民的信仰与精神统一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20世纪30年代。随着日本法西斯势力的急剧膨胀，靖国神社也沦为日本军国主义煽动战争、安抚民心的工具。
在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高桥哲哉所著的《靖国问题》这本书中记述，靖国神社中不仅祭祀着在远东军事法庭（东京审判）中被指控犯有“破坏和平罪”的甲级战犯，如臭名昭著的日本法西斯分子原首相东条英机、广田弘毅、平沼骐一郎，原陆军大将板垣征四郎、梅津美治郎、土肥原贤二、松井石根、木村兵太郎、小矶国昭，原海军大将永野修身，原陆军中将武藤章、原外相东乡茂德等人，而且祭祀着在日本战败、日本国内外和联合国以战争期间违反战争法为罪名受起诉并被判处死刑的1000余名乙级、丙级战犯。他们被看做是大日本帝国的“护国英灵”，被当做为日本的民族英雄而接受民众的瞻仰与吊慰。在日本国民的心目中，靖国神社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日本民族的精神象征，同时也是作为记载大和民族在天皇的感召和激励下，开疆拓土、富国强兵、争霸天下的历史见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尽管日本在军事上遭受到惨重的失败，但是以“神道”为核心的国家意识形态并未被根本触及。在这样的国家意识形态和被扭曲的文化传统下培养出来的日本人，还能够客观地看待历史吗，还能够冷静地对自己的过失与罪责进行深刻地反省和诚恳地忏悔吗？
在日本，有一种主导舆论和民众情绪的论调，即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总以在靖国神社中有“甲级战犯合祭”，而批判日本政府首相及高官进行参拜，其目的就是要彻底追究日本战争责任。日本人自己则一直认为，所谓“战争责任”其实就是两点：其一，日本对美国战争失败的责任;其二，东京审判所追究的1928年以后日本的战争责任。因此，“靖国问题起源于中国、韩国的批判，在此之前根本不成为其问题。”（高桥哲哉：《靖国问题》三联书店43 页）事实上，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日本首相公然参拜靖国神社的批判，并不是要批判靖国神社这样一个宗教法人，而是说，在已经知晓靖国神社合祀着一些日本法西斯战犯--这样人所共知的事实后，日本首相仍旧公开参拜靖国神社，如果对这样错误的政治行为不揭露、不批判，就等于默认日本所发动的战争是非侵略战争，中国及亚洲国家所遭受的战争苦难和反抗日本法西斯的正义之举而无法得到伸张！对日本军国主义这样赤裸裸的复活行为，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包括中、韩、新加坡、英、美、俄等国在内的谴责和批判。
据靖国神社公布的《历次战役事变合祀祭神数字》，在250万名合祀者中的绝大多数是“支那事变”即中日全面战争和“大东亚战争”即太平洋战争的死者。可以说，没有这些战争就不可能有日本对台湾、朝鲜、南洋群岛、中国东北三省等进行的殖民统治。换句话说，日本帝国就是通过这些战争而获取大片殖民地，并建立起现代殖民帝国的。因此，日本政府和国民一旦进行反省和忏悔，就等于承认了日清、日俄以及日中甲午战争与太平洋战争的非正义性，作为大日本帝国军国主义的精神支柱--靖国神社就会倒塌，那些在靖国神社里被祭奠的250万个亡灵，便不再是所谓大和民族的“护国英灵”和为国献身为的“神”，而是一群替天皇卖命、充当炮灰的战争机器，一群嗜血如命屠杀各国人民的刽子手。由此一来，大日本帝国万古荣耀的神圣天皇，也就成为千古罪人，维系日本国体的精神支柱也将随之动摇。但是，毕竟隐瞒和欺骗代替不了历史，欠债总要要偿还的。究竟如何解决历史遗留下的这一棘手的问题，确实考验着每一位日本政治家以及亿万日本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