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状元最“拉风”
唐代科举，考试和录取透明度都很大，所谓通关节，是指在考前就和主考官约定，用不着在考场内、答卷上或在阅卷时作弊，虽不正大光明，却也不违法。
自宋太祖禁止公荐，科考逐步过渡到以答卷定弃取。宋真宗时，建立起相当完备的考试规则，试卷糊名弥封，不论主考官出于什么动机——受请托、受贿或是爱才，要想预定录取谁，都不能公开进行了，完全凭考场上的答卷来定录取与否。
宋代比唐代更加重视科举，宋太祖亲自行殿试，由皇帝定状元。殿试的定制，使皇帝成为座主，他选定的第一名门生当然重要。
宋太宗曾亲自写诗赐与吕蒙正、胡旦、陈尧叟等状元。状元及第，立即授予很优的官职，并且升迁很快。北宋状元官至宰相(同平章事和参知政事)而政绩为史家所称道者，有吕蒙正、王曾、李迪、苏易简、蔡齐等。
宋代朝廷竭力给予新科进士各种荣耀。新进士录取后，皇帝亲自一一接见并赐宴(如闻喜宴、琼林宴等);诏令宫中卫士为状元清道开路，前呼后拥，公卿以下无不驻足观望，连皇帝也行注目礼。
其情景之壮观，就是出外领兵打仗、奏凯还师的将军回京，场面也不及此。
宋代科举，起初是每年举行一次。治平三年(1066)英宗正式规定，此后每三年举行一次，并成为定制，为历代所遵循。
北宋殿试前三名均称“状元”;南宋时称为“状元”、“榜眼”和“探花”，并为后代所沿用。状元一词的来历前面已经说明过，而第二名好比榜中的眼睛，故称榜眼。探花则源于唐朝杏园的探花宴选少年俊秀者为探花郎的习俗。
权臣之子得中状元也有政治斗争
明正德六年，四川新都人杨慎考中状元，他父亲杨廷和是当时的内阁大学士，相当于宰相。杨慎是现任宰相之子中状元的第一例。虽也曾引起一些窃窃私语，如有人说，殿试首席读卷官、内阁首辅李东阳先把策题告诉了杨慎，杨慎才“所对独详”，但杨慎的学识渊博，才思敏捷，素为朝野所公认，所以即使到嘉靖初年杨慎父子以“议大礼”而获罪，政敌们也并不纠缠此事。后来杨慎最终成为明代成就最为突出的大学者，就更堵死了所有非议者的口。
但是明万历初年，宰相张居正的儿子张懋修中了状元，引起的议论可就纷繁复杂，导致的后果更是非常严重的了。
张居正是明代最有权势的宰相，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大政治家。然而功高震主的张居正，在皇权至上的时代结局必定是悲剧。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死，不久明神宗就削夺他的一切封赠，随即抄家。
万历四年(1576)乡试，张居正的两个儿子张嗣修、张懋修考中举人。这并不算稀奇，到此为止人们也不会说什么。然而到万历五年会试，张嗣修一甲二名考中榜眼。人们虽不敢明言，但怀疑的目光、私下的议论就难免了。
更令人惊愕的是万历八年会试，张懋修状元及第，大魁天下，更让许多人心生不满。直言敢谏的御史魏允贞上疏，认为“辅史子弟不应中式”，立即遭遇贬黜。张居正位高权重，他认可了的事，谁也不能说三道四。
可是两年以后张居正去世，张懋修、张嗣修兄弟考中状元、榜眼的事，便成了张居正的一大罪状，有人揭发说张懋修的状元策是他人代作的。
结果张氏兄弟的功名虽然没有被明令革除，但他们都以父罪而“谪戎”，命运也很悲惨。反对张居正的人更给张懋修加上了“关节状元”以至更难听的“野鸟为鸾”的恶名，很难洗刷清楚了。
张居正死时，他的第五个儿子尚幼，有人作诗嘲讽：“状元榜眼尽归张，岂是文星照楚乡。若是相公身不死，五官必定探花郎。”
有了这样的先例，以致后来万历二十年前后的首辅沈一贯，为了避嫌，竟让本来很有才华的儿子沈泰鸿放弃科考。沈泰鸿对此不能理解，结果父子反目成仇。 “卷面外因素”造就的状元
在状元录取中，除了权势因素的影响外，其他一些因素，比如姓名、相貌等，有时也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名字只是一个符号，但在科举时代，有时因一个名字，竟关乎得失，系于祸福。明永乐二十二年(1424)殿试，原拟第一名是孙曰恭。当大臣们把写好的名单呈明成祖朱棣过目的时候，朱棣一看就连连说，不行不行，孙暴怎能做状元。古人直行书写，曰与恭连起来看，看着就像个暴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