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米勒大夫的情缘
战争结束了。有一天，米勒大夫说找我有事，我就去了。有一棵很大的树，他让我坐在树根上。他问，你同意咱俩在一起生活吗?我一下子懵了。我17岁，真想回家啊。我对他说，我要回家。他说，我理解你的心情，应该回家。那么，我们两个没什么可谈的了。
我回原单位，在军队做老干部保健工作。有一位政委夫人与米勒在延安就认识，她问，米勒怎么还没有解决个人问题?米勒大夫的上司李资平部长说，有一个来着，他喜欢一个日本护士，那个护士回国了。她问，回国了?叫什么名字?他说，中村京子。中村京子?前几天我还看见她呢。于是，下了一个调令，把我调到米勒工作的单位。
米勒大夫亲自到火车站接我。李部长找我谈话，你没有解决个人问题，米勒大夫也没有解决个人问题，我们给他介绍过两个，他不同意。你想想，他可等你两年嗳!那时，我19岁。米勒大夫比我大15岁，已经34岁了，我觉得挺对不起他，我只是一个普通护士，对不对?我说，好吧，我想一想。李部长说，觉得可以，你们两个再处一处。我说，得给我一点时间。处了半年，我了解到米勒大夫从德国来到中国，就是帮助中国革命，决心在中国工作一辈子。他真心等我两年。我答应了。
1949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在天津办喜事，请了八九桌，都是米勒大夫的同事、朋友。我年轻，确实想回日本。在中国的日本人1947年回去了一拨。1953年秋天，又一批返回日本，那时我在长春工作，女儿已有3岁，抛弃丈夫孩子走是不可能的。在医院一起工作的日本朋友都回去了，我与米勒大夫到火车站送行，他们一起给我加油，要我在中国好好过。火车启动了，惟独我留了下来，心里难过是自然的。
直到1972年中日建交，我与米勒才带着两个孩子回到日本，探望在福冈乡下的父母亲，在家里住了10天，又去了东京。米勒大夫重视中国肝病防治，日本肝病学家西冈久寿弥对他说，我送你乙型肝炎检测药液。米勒大夫说，那好啊，我带回去。在北京人民医院试用后，效果很好。他考虑，中国人口众多，不能老跑到日本去要。以后，中国自己研制成功了。两年后，又研制出乙型肝炎疫苗。
宋庆龄与米勒一家
米勒大夫与宋庆龄很熟悉。1939年9月，他通过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从香港辗转到达延安。那年冬天，米勒与包括柯棣华在内的印度援华医疗队一起东渡黄河，到达太行山区八路军总部。
上世纪70年代初，米勒大夫与我定居北京，一起去看望宋庆龄。我头一次见，真漂亮啊!特别文静，一看就知道是有很高修养的人。这样文雅的人，怎么做了那么多艰苦工作?真是敬佩!她影响国外许多进步人士支援中国抗战。那个头发啊，往后梳成发髻，一根儿都不乱。我老是看着她，听她讲话。我心想，真是伟人，外表看不出来。
逢年过节，宋庆龄会给我们送礼品，并附上自己的亲笔信。宋庆龄故居有池塘，养鲤鱼，还有草鱼，每年清扫一次，把鱼打捞上来，再放入小鱼苗，捞上来的鱼送朋友。如果她要来，她会写信给米勒大夫，很有人情味儿。
宋庆龄喜欢我女儿米密。暑假每个礼拜总有一天，她叫米密过去玩。1976年米密结婚，1981年外孙女尤莉亚出生，属鸡。宋庆龄知道后，送来一件红色绣花中国斗蓬、一顶虎头帽，还有一双虎头鞋，让我们转交。
米密用英文给宋庆龄写信，她也给米密回信。《中国建设》杂志是宋庆龄创办的，米密结婚去了瑞士，宋庆龄每期给她寄杂志。第一次寄来，米密没好好看，第二次来了，又没理会。第三次来了，她觉得奇怪，到底是谁寄来的?仔细一看，信封上是宋庆龄的笔体。米密说，妈妈，我以为是另一个朋友给我寄的，每期都寄，我就看了，哟，这不是宋奶奶的字吗?我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