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原龟三是个生意人，一个精明的生意人。在寺内正毅任朝鲜总督期间，胜田主计和他搭档主政朝鲜银行，而西原在朝鲜经营纺纱业，当时朝鲜银行陷入困局，在西原的帮助下，得以解困，并且有了很大的发展。由此，西原跟寺内和胜田结交。后来，在寺内和胜田联袂组阁，在胜田担任藏相 [ 即财政部长 ] 的大藏省，西原没有任何名分，但却可以随意出入，指挥秘书，呼来喝去，宛若主人，很有点类似于徐树铮跟段祺瑞的关系，可见其受信任之深。西原出身贫寒，但十分勤勉，而且简朴，发迹之后，家眷依然留在乡下，自己单个一人在东京租住一个小公寓，生活简朴到了极点。为人据说也十分清廉，掌管如此大的金钱往来，跟贪腐成性的中国权要打了那么多次交道，一点好处没有拿过。人家送他古董香炉，也推说自己房子小，没有地方放而却而不纳。但是，西原跟许多日本能人一样，主意特别正，特别固执，只要自己认为对的事，无论如何都要坚持到底。西原借款，就是这样一件在他看来一定要坚持做的事。
从某种意义上说，如果没有西原，日本对华政策的改变，会走向何方，真有点说不清。恰是这个在野人士，给这个改变定了调。这个改变，用西原自己的话来说，属于介于“宋襄之仁”和“强横蛮干”之间的中道。改变大隈政府支持中国合法中央政府的敌对方、专门捣乱、激化内乱的策略，选择支持中国中央政府。扶植这个政府中的亲日势力，以怀柔政策，软的一手，实现日本想要从中国得到的一切。而这种政策的改变，主要体现在一系列的借款上。这种以借款为标志的怀柔政策，其背后隐藏着非常险恶的用心。用西原自己的话来说，借款是要为中日关系打下一个共同的经济基础。即通过大量的日元借款，注入中国的国家银行诸如交通银行，通过帮助中国整顿金融，改革币制，逐步实现“日中货币混合”，甚至最终“以保护资金为名”，实现日军派宪兵驻守中国国家银行，即不仅在资金上，而且通过军事控制，从根本上掌握中国的金融，进而控制整个中国国家的命脉。7西原借款，据他自己统计，一共有8项，即交通银行借款两次，一次500万日元，一次2000万日元；有线电信借款2000万日元；吉会铁路借款1000万日元；黑龙江吉林金矿森林借款3000万日元；满蒙四铁路借款2000万日元；山东济顺、徐高二铁路借款2000万日元；参战借款2000万日元。合计14500万日元。当时日元跟中国货币的比价，1日元等于1银元，折合银两，则1两等于1.5日元。在寺内内阁期间，日本对华借款500万以上一笔的借款，累计达21000万多，而西原经手的，占一半以上。除了西原自己开列的这些项目之外，寺内政府对华最大额的借款，就是跟参战借款相关的军械借款，计32081548日元。8甚至可以这样说，寺内政府对华政策的改变，以及各项政策的具体指向，大体上都可以在这些借款上体现出来。
虽然说，在西原的参与策划下，日本寺内政府对华策略，从形式上一改大隈政府的强横，呈现出怀柔的一面，但是，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放弃大隈内阁已经拿到的东西，或者说，他们的目的，只是要使“拿”的这个过程，显得动作柔和一些，不太像明火执仗的硬抢。这种柔和的“拿”，被掩饰在大笔的日元后面，让当权的中国人更容易接受。
核心提示：自甲午战争以来，中日成了密切相关的一对冤家，日本感冒，中国发烧，反之亦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朝野视之为“天佑”之机，当然很想借此时机一口将中国吞下，但是，对于日本来说，中国实在是太大了，如果贸然开战，武力征服，谁也难以预后，不敢开战，却摆出一副强硬的姿态，咄咄逼人……客观地说，西原借款，比起此前中国跟西方 [ 包括日本 ] 的那种高利贷式的所谓借款，条件不可谓不优厚，经手人曹汝霖说，跟袁世凯时代的善后大借款相比，高达数亿日元的西原借款，数目也不算小了，但前者抵押物是中国命脉的盐税，而西原借款的抵押物，则是电线、森林等有名无实的东西，“等于空头支票，一无用处，至今分文未还”，以至于“变成了一笔大滥账。日本政府不得已乃发行债劵归还银行以为救济”，导致政策执行者，后来在日本国内被骂得臭死。9一直研究中日关系的老报人王芸生也认为，西原借款“利息低，无回扣，无切实抵押，诚借款条件之优者矣”。虽然对中国来说，是“以投资手段使中国殖民化。然自另一种意义言，亦可谓彼等之卖国。盖以二亿巨资，一无切实之抵押，二无高息回扣，结果强半流为无着落之滥债，无怪寺内、胜田诸人受其国人之攻击也”。10事实上，借款的抵押，连北京政府毫无信誉的国库券都算上了，实在是滥无可滥。不过，严格地说，跟此前的外国借款比，西原借款利息其实并不低，一般都是7厘半或者8厘，只是借款时规定，借款的款项可以放在日本银行，由银行支付5厘的利息，一来一去，实际的利息就低了。可是段政府用钱孔急，根本没有存放的可能，所以这项优惠等于没有。相比较起来，此前的借款，虽然有高至1分3厘的，而且按月支付利息 [ 左宗棠西征借款 ] ，11但也有比较低的，比如甲午战后，清政府跟四国银行的借款，就4厘。唯一的区别，就是这样的借款都有巨额的回扣，借款实付打折，四国银行贷款，就按94.125折扣付款，而且抵押物一点都不能含糊。12清朝最后一年，清廷邮传部跟日本1000万日元的借款，虽然是5厘利息，但95折支付，而且还要加付2.5‰的佣金。13所以，所谓西原借款的优惠，主要体现在不要回扣、十足支付和没有切实抵押上。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证明，当时中国的外债，无确实担保的借款，以日本最多。14因此，从纯粹的经济账上看，日本的借款是亏了。但不管结果如何，西原借款的日方操办者们，即使卖国也绝对没有人想卖日本的，他们大方的借款，背后还是有所图的。实际上他们算的是获利更大的政治账，只是由于后来整个国际形势的变化，寺内、胜田和西原他们的如意算盘，没能实现而已。
细数西原借款，我们会发现，其中的交通银行借款，属于稳定中国政府的金融体系，扶植以曹汝霖 [ 时任交通总长 ] 为代表的亲日派。关于东北的几项借款，无非是借以巩固和扩张他们在东北的势力。山东济顺、徐高铁路借款，目的是把他们在胶济铁路的势力，延伸到京汉线和京浦线。而参战和军械借款 [ 其中的电信借款，据西原后来讲，也是军事借款，用于帮助段祺瑞政府编练嫡系武力的 ] ，实际上使得日本把手伸到了中国军队和军械制造层面。在中国接受借款的过程中，日本在山东的存驻，得到了充分的加强。日本人甚至在大隈时代尚且宣称要还给中国政府行政权的青岛，设置了民政署。
胶济铁路一直牢牢地控制在日本人手里，在德国控制的时代，铁路的巡警队还是由中国人承担，德国人只做顾问和教练，但日本人来了以后，则要求不仅做教练，而且要由日本人指挥，实际上胶济铁路的巡警队，变成了日本在中国的雇佣军。15不仅如此，曹汝霖还代表中国政府，跟西原达成协议，允许日本在济南保留“驻扎少数兵员”，16但实际上，沿线的日本军队，直到五四运动爆发，依然非常扎眼地驻扎着，人数一点都不少。也许，曹汝霖他们签订这样的协议，依照过去对外交涉的惯例，是在日军占领的既成事实下，一种企图约束日军的不得已的办法。但中国官方的认可，毕竟给日本在山东的存在，提供了合法依据。况且，通过借款，在理论上日本可以借口修建济顺路 [ 济南到河南的顺德 ] 和徐高路 [ 高密到徐州 ] ，把手伸到了当时中国的两大铁路动脉，京浦路和京汉路，虽然借款谈判规定了修建这两条铁路参与者的民间性质。但事实上只要有日本人插手，就难以让国人放心。
从来在中国存在的所谓日本民间力量，都不是真的民间。这一节，恰是五四运动中，中国人特别感到激愤的。至于插手军械制造和军队事务，这本是二十一条第五号的内容，那时候，日本以武力威胁没有让袁世凯政府接受的东西，现在凭借日元，有的内容也都实现了，段祺瑞编练的参战军，军械全由日本提供，而且一色用的是日本教练。借款的另一个重大目标，是扶植亲日派把持的交通银行，由这个银行主导，推行中国的货币改变，建立跟日元密切联系的金本位中国货币体系。17此计划，由于比较复杂，直皖战后，亲日的皖系政府倒台，最终夭折。如果也能如日本所愿实施的话，那么，中国真的要变成朝鲜了。至于在五四运动中为人大为诟病的中日共同防敌条约，如果没有西原借款以来的北京政府亲日氛围，也是不可能的。正是这种中日亲善的气氛，使得日本人在实际上得以步步推进。
大概已经感觉到了这种大借款背后的问题，因此，跟曹汝霖齐名的亲日派陆宗舆，从一开始就对经手借款心怀疑虑，缩手缩脚，很是不安，担心被人视为“卖国贼”，在代表段祺瑞和徐世昌跟西原签备忘录的时候，战战兢兢的。18事实上，由西原操作的日本政府的撒钱式的“怀柔政策”，背后也有日本自身的需求。自一战以来，虽然日本名义上也参战，但除了趁火打劫占了青岛之外，没有动一兵一卒，而拿下青岛和山东，属于代价很小、获利巨大的买卖。不用出力的日本，一方面借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时，大肆扩张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同时还可以趁交战国打得你死我活之际，大做买卖，两下挣钱大发战争财，此时的日本，其实跟美国的处境相似。只是美国后来还大规模出兵欧洲，而日本一小仗打完，从此变成了供应商。因此，几年下来，日本很是发了些横财。寺内内阁的藏相胜田主计是这样说的，当时的日本出于战争的缘故，“景象极旺，年年有巨额贸易出超。同时在国际借贷方面，国内金融界出现资金过剩局面，有巨额结算超收，积累了大量硬币，这就危害了外汇资金交流。长此放任下去，将使经济严重失调，其结果难保不引起国民经济前途堪忧虑的局面”。19为了解决过剩资金的出路，日本只有两条可走，一是加紧对外投资，另一条就是赢利性的借贷。
显然，在这种借贷，不仅可以算经济账，更可以算政治账。后来，虽然由于中国政局的动荡，借款担保不可靠，很多笔借款实际上没有还，但在政治上，却收获颇丰。不过，这种政治上的收获，最终激起了中国另一部分人的强烈反弹。五四运动，从某种意义上，就是这种反弹的大爆发。而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失败，暴露了日本真实用心，给了这种反弹，一个展示的机会。
核心提示：自甲午战争以来，中日成了密切相关的一对冤家，日本感冒，中国发烧，反之亦然。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朝野视之为“天佑”之机，当然很想借此时机一口将中国吞下，但是，对于日本来说，中国实在是太大了，如果贸然开战，武力征服，谁也难以预后，不敢开战，却摆出一副强硬的姿态，咄咄逼人……----------------------------------------------------------------------1 （日）野村浩一着，张学锋译：《近代日本的中国认识》，第13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2 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の形成》之第八章“成立期日本帝国主义の政治构造”和结语“日本帝国主义の确立とその诸矛盾”（日本帝国主义的确立及其诸矛盾），第317—400页，东京，岩波书店，2001年11月7日第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