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潘汉年到延安参加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就被留在中央社会部搞情报工作，不久他到香港治疗眼病，组织上让他顺便抓一下香港的情报工作。
在华克之的动员下，任庵去了重庆，见到戴笠，并成功地将戴笠表示可以谅解的回信带回上海，从而使袁殊安心地背负起“汉奸”的恶名，周旋于日伪之间，搜集情报。
1941年到1942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人民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中国共产党率领根据地军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揭 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日的阴谋，阻止日、蒋之间妥协。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设法搞到蒋、日、汪之间进行秘密勾结的情报，以便及时采取对策。
这时潘汉年想到了任庵。任庵与重庆的国民党政要之间关系很深，他一定能够担此重任。在华克之和潘汉年的劝说下，任庵毅然表示，一切服从抗日事业的需要。
华克之受命做中共和任庵之间的联络人。两人经过一番周密计划，任庵主动上门拜访了周佛海。
周佛海自当了汉奸以后，就因为许多亲朋故旧对他有意疏远而颇感失落。任庵的突然来访，使他喜出望外，两人相互都有需要。从此，任庵成了周佛海的上宾，经常出入周公馆。由任庵引见，华克之也成为周公馆的座上客。两人从周佛海一家人口中直接获悉了不少有价值的情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