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潘汉年到延安参加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以后，就被留在中央社会部搞情报工作，不久他到香港治疗眼病，组织上让他顺便抓一下香港的情报工作。
后来晨光社行刺汪精卫事发，任庵也受到牵连，遂离开南京，隐居上海租界。华克之回到上海后，重新与任庵取得联系。在兄长任庵面前，华克之丝毫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
他将自己刺汪后颠沛流离，以及后来投奔延安、委派华南的经过一一说了，限于纪律，将在潘汉年领导下工作一事略过不提。只是表示，他目前从事的是爱国事业，希望能得到任庵的支持。
华克之受命做联络人
任庵当然能猜到华克之所说的“正义的事业”是什么，他当即表示，凡是有利于抗日救国的事情，他一定不计个人利害，尽力去做。一次，华克之托任庵向军统头子戴笠送一封信。原来，潘汉年手下有位情报干部名叫袁殊，与日本驻上海的情报机构“岩井公馆”以及国民党军统都有情报联系。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多面间谍。为了更好地利用袁殊的关系搜集情报，进一步打入“岩井公馆”，潘汉年让袁殊出面主持了一个汉奸组织“兴亚建国社”，想通过这种途径获得日伪方面更有价值的情报。
然而这样一来，袁殊表面上就成为受人唾弃的“汉奸”。为了避免军统方面误会而派人暗杀袁殊，潘汉年要华克之请任庵把袁殊写给戴笠的一封信送到重庆，交给戴笠，表示不变初衷，落水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