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史料证明，刘、邓、潘的起义通电所署时间是12月9日，但是，通电发出的时间却是十一日深夜，据当事人称，之所以时间不署11日而署9日，是为了表示不落后于在9日通电起义的云南卢汉，关于此事已有专门文章论述。这也就是说，蒋介石若得知刘、邓、潘的起义通电，最早也得是12日凌晨的事。由此可见，蒋经国的“日记”正如本文前面多处列举，在日期上是存在很大问题的，特别是对照档案史料看，蒋经国在写到这一段时好像总是在隐瞒着什么东西。
关于郭汝瑰的正式通电起义时间，经考实查证，也不是过去一些文章所说的9日或11日，而是12日，这有当时解放宜宾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的战斗日志和战史为证；“我军主力进抵宜宾后，野司电令我军与其接洽谈判，该军于12月12日12时通电起义。”这又说明，蒋介石若得知郭汝瑰部起义的消息，最早也得在12日下午，那他的离蓉时间也显然是在12日之后。
刘文辉的第24军代军长刘元在1984年12月6日写的《国民党二十四军起义概况》(载成都军区《党史资料》1985年第1期)中写道：“刘、邓、潘宣布起义后，十三日蒋介石就仓皇逃到台湾去了。”参谋长杨家祯在1984年底《国民党二十军起义始末》中也写道：“刘、邓、潘宣布起义后，蒋介石感到绝望，就于十三日飞逃台湾去了。”时任成都警备司令的严啸虎，在1962年的回忆文章中对1949年12月逐天排序记事后写道，“蒋遂于13日飞逃台湾”。以上种种迹象也表明，蒋介石在13日之前，仍住在黄埔楼内，等待着国际、国内形势能有个转机，但这个转机却始终没有到来。此日深夜，实已是12日凌晨，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的起义通电传入黄埔楼。通电如雷贯顶，惊得蒋介石从床上跳了起来。通电开篇写道：
“北京毛主席、朱总司令并转各野战军司令暨全国人民公鉴：
蒋贼介石盗取国柄二十余载，罪恶昭彰，国人共见。……所望川、康全体军政人员，……努力配合人民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之残余，以期川、康全境早获解放，坦白陈词，敬维垂察。”通电中开头“蒋贼介石”几个字，更是惊得黄埔楼内所有听到这一消息的人为之瞠目结舌。
晨曦中，已闻远处传来隆隆解放炮声，蒋介石瘫倒在床上。
解放大军的“铁扫帚”终于扫到了成都，蒋介石及其侍从人员不得不作出了马上离蓉的决定，着手在选定具体时间等技术细节上绞尽脑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