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朋友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段祺瑞这个人是忠是奸？
朋友大概读了我的一本小书《近代百年波涛》，在这里面，我简单地说到北洋军阀内部也有矛盾，段祺瑞学了袁世凯的一些手段，用来反对袁世凯。也许令人由此想，袁世凯是大奸，段祺瑞反对他，那是不是也有点“忠”的成分呢？
这只是一个形式逻辑的推论，也有趣。
段祺瑞本是袁世凯的一名大将，后来袁世凯要称帝，大将冯国璋、段祺瑞却与他有矛盾，不听话。段祺瑞是陆军总长，握兵权，各地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时候，袁要段祺瑞担任征滇（云南）军事统帅，段祺瑞就学袁世凯以前对付清廷的态度，老是说“宿疾未愈”，不出来。他是袁世凯的好学生，连耍花样的招式也学个十足。
不过，怎么说都好，这只是个人层次上的忠奸。如果我们要正面讨论忠与奸，那自然先要确定一个前提：对国家、民族、大众的忠才是忠。在这个大前提之下，答案简单：段祺瑞与整个北洋军阀，都是奸。
辛亥革命以后，满清的帝制已经推翻了。但是孙中山的力量仍未足以真正建立起一个民国。当时掌握军事实力的袁世凯冒了出来，受到外国政府的支持，（一九一三年，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与袁世凯签订《善后借款合同》，借款二千五百万镑，以盐税作抵押。袁世凯的投靠外国势力，此为一例），对孙中山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施加压力。终于孙中山只好让袁世凯做临时大总统。开始了北洋军阀统治的时期，同时，各地方性的军阀也活跃起来。
军阀统治的时期不算长，从一九一二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到一九二七年北阀军胜利，不外十五年左右，在历史角度来看只是一瞬，但是军阀之间的互相争夺、分合，却异常复杂，各出手段，如果用来说故事，是一本大书。其中也有说不尽的反复奸诈的故事。在个人关系上，甲对这一个“奸”，同时可说对另一个“忠”。不过对国家人民来说，都不忠。
说段祺瑞不“忠”，在他执政的时候，就有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九二六年三月，国民军北阀期间，日本军舰在天津大沽口炮轰国民军阵地，甚至联合英美八国援引《辛丑条约》（一九○一年列强各国与清廷签订），向段祺瑞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撤除大沽口防务（日本军舰炮轰大沽口时，被国民北阀军击退）。这时北京群众万余人集会，要求段祺瑞政府“驳牒”、“逐使”，反击外国干涉。当群众游行到执政府门前时，就被段祺瑞的卫队屠杀，死四十余人，伤一百多人。这件事史称“三一八惨案”，这就是段祺瑞的真面目。在这关键时刻，他对帝国主义是如此之忠，对人民如此不忠。
人们喜欢讨论“忠”“奸”，多半恐怕是受戏台上忠奸脸谱化的影响，脸谱化其实是把复杂的生活简单化。
一般来说，一个人如果手段多，善权变，就会被认为是奸。但这是处事方法上的奸，不是根本大立场的奸。像曹操，这个人其实一生没有对人民干过甚么坏事，但他在具体处事上多诈变，就在戏台上被当作大奸的代表，可以叫一声冤。
（摘编自香港《文汇报》 作者：吴羊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