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兵们看到，潜艇失事浮标周围漂浮着一条宽1米长约20多米的油迹，这一惨景告诉人们，418潜艇遇难了！
当时中国只有8艘潜艇，潜艇成了共和国的宝中之宝，所以，潜艇遇难的消息很快就惊动了最高决策层。海军首长指示：“分秒必争，救人第一，首先输氧。”并派时任海军潜艇部长的傅继泽将军当天赶到现场。空军运输机日夜兼程，从各地运来潜水人员和救生器材。上海市委立即派上海打捞局张智魁局长率国内一流的打捞队伍前往支援。一时间，大小59艘舰船来到出事海区。
真是天不遂人愿，海面上的风越刮越大，救援舰队来到时，海面上竟刮起了8级大风，甚至把潜艇呼救浮标钢缆刮断了，这样，本来可以通过失事浮标上的一部有线电话与艇上联系的途径也失去了。
失事浮标钢缆的断裂使人们无法标示418潜艇准确的失事艇位，而当时测定技术又很落后，重新测定艇位竟在3天之后，从而丧失了最佳救援时间。
从后来唯一生还的轮机长王发全的口中，人们终于了解到当时的水下情况。
王发全当时正在五舱值班，手榴弹爆炸声他也听到了，然而，艇体上浮过程中，他突然感到艇体猛地跳了一下，此后便没有了声息。当时，五舱共有5人，大家都不知道遇到了什么事，因为，从接受苏联潜艇专家训练至今的5年间，王发全和他的战友已经历过无数次下潜、上浮，而这一次却十分特别，他脑海中竟突然间冒出一点不祥的预感。
突然，他们听到四舱在猛力敲击水密门，并通过水密话筒高喊“五舱排水，五舱快排水……”王发全知道，四舱没有排水装置，所有进水都靠五舱排出艇外。王发全当即让新兵陆正德打开排水管道阀。然而，由于水压极高，不但没有将水排出艇外，反而让水冲破了排水阀，五舱也进水了。
这时，四舱的呼喊声逐渐减弱下去，敲击声也慢慢停止了。面对已经没到膝下的海水，王发全指挥大家立即撤到六舱，与电工军士长王传经和4名艇员会合。
至此，全艇仅剩下首舱、六舱和逃到六舱的五舱艇员共15人还活着，其他人早已身亡，艇内没有一名干部，最高指挥官是轮机军士长王发全和电工军士长王传经。
当时的条令规定，潜艇失事后，“没有指挥员命令，不准逃生”、“不得在敌占区逃生”、“要尽量组织自救”。于是，王发全和王传经两人组织大家研究，想办法。然而，当时针指向12月2日凌晨5点时，他们逐渐感到氧气不足了，这时，他们已经在水下坚持了15个小时，无可奈何之际，大家想到了逃生，有人看了看深度表，深度表指示为水下8米。
这个在潜艇上毫不起眼的深度表加重了这场灾难。此刻，潜艇水深为40多米，而深度表只有8米，王发全和王传经研究后认为，此时已是拂晓，天已放亮，8米水深即使漂出去，也不会影响太大，于是，两名军士长组织在六舱的10名水兵逃生，首舱的情况王发全他们也不知道。
他们穿戴好救生衣和氧气瓶后排好队，准备一个个逃生。新兵陆正德的呼吸器失灵，王发全将自己的救生衣装具换给了他，然后决定由王传经带队，王发全压阵，其余8人排好顺序，3名新兵夹在中间。
当前面的9人钻出舱口后，王发全突然想，舱内只剩下我一个人，万一大家漂出水面后遇不上救援队，岂不是饿肚皮？于是，他从舱内找了些饼干和罐头，并带上了钳子、扳手和防鲨刀之类的工具，准备撤离。然而，他一出水就感到了可怕，他事后这样回忆道“艇外海水漆黑一团，我抱着那包饼干，深吸一口气便钻出舱口，一出舱，立即感到身体像被一只大手攥着一样，耳膜生疼，这哪只8米啊？”
“还是那包饼干和罐头帮了大忙，它有一定的重量，所以上浮的速度慢，不像他们那么快。我浮一段，就扔一点东西，但那包饼干没舍得扔。越往上压力就越弱，我不断呼出肺里的膨胀空气，以免肺部被气压伤，但也不敢呼出得太快，因为快了，空气不够用，人会憋死。”
“快接近海面时，已经是身不由己了。海浪把我推来推去。当时已经精疲力竭。海面黑乎乎一片，不见一个人，风呜呜地刮，浪头一个接一个打过来，12月份的海水冷得够劲儿，这时也觉不出来了，只是拼命地喊。”
“不远处的舰上有灯光，我就朝那边游过去。”“昆明”舰发现了我，放下舢板来救我，但风太大，6只桨划断了4只。没法子，他们就朝我扔救生圈，可惜一个也没套住。最后舰上朝我抛过来一根缆绳，我死死抓住绳子不撒手。虽然离船很近，我自己已无力爬上去，手也被勒得快露出骨头，钻心地痛，没办法只好用牙咬住绳子。甲板上的人连拉带拽总算把我拉了上去。上去以后一低头，吐出两颗门牙来。
“就这样，我得救了，那9人全部牺牲，还有舱首的5个人，也都不知下落。这次逃出的15人中，除了我，只捞出4具尸体，其余11人失踪。”
王发全被救上“昆明”号舰后，东海舰队派鱼雷快艇以最快的速度将他送往上海抢救。总参谋长罗瑞卿大将亲自打电话指示“组织力量抢救，谁也不能让他死，谁给弄死了谁负责。”
经过全国几乎所有减压专家的共同努力，从水下40米深处漂浮出海的王发全奇迹般活了下来，海军司令员肖劲光专程看望了他。
418潜艇在失事75天后被打捞出水了，现在，它已离开了大海，成为海军潜艇学院的教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