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第一冤案：高敬亭蒙不白之冤而遭杀身之祸

　　为大别山得罪了王明。早在1937年12月，高敬亭赴武汉参加中共中央长江局召开的军事会议。王明趾高气扬地宣布：“要一切服从统一战线，我党在大别山不留一兵一卒……”高敬亭分析利弊、据理力争，要求在大别山留下一支部队，否则“那不是让俺党将人马、地盘全部交给国民党吗”？王明气得暴跳如雷，大声斥责：“放肆！”斗争结果，高敬亭被扣上“在言论上反对中央、轻蔑中央，对中央在武汉的领袖不尊重至极”的大帽子；而国民党白崇禧部第五路军全面占领了大别山。长江局和中共安徽工委号召“帮助五路军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派上万名党员和革命青年帮桂系军队改造基层政权，训练乡、保长，登记户口，建立保甲制度。

　　一年后，刘少奇以中原局书记身份到皖东指导抗日斗争，他严厉批评了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指出这种错误的后果之一，是没有在大别山建立根据地。他发电报给中央军委，请示能否派一支部队再进大别山。可惜，这已经不可能了，桂系军队已在那里站稳了脚跟。

　　招兵买马得罪了五战区。1939年初，国民党出台一系“溶共”、“限共”、“反共”政策，他们一面拖欠和克扣4支队薪饷，限制4支队发展；一面限令4支队全部向淮南铁路以东的狭小地带开拔，妄图“借刀杀人”。新四军领导人项英委曲求全、一再迁就，强令4支队全部执行。高敬亭一边推托、延宕开拔时间，一边按中央洛川会议精神，在皖中创建根据地，推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组织抗日。当时，项英提出“精兵主义”口号，严格控制民众参加新四军，在皖南参军比挑女婿还难，所谓疤、麻、秃、丑者一律不要。高敬亭却自行恢复9团，在皖中地区掀起“妻子送郎上战场、母亲送儿打东洋”的参军热潮，使4支队人数猛增到万余人。据新四军秘书处统计，这一期间，ｌ、2、3、4支队共增加兵力4523人，其中4支队增员3865人，占增加数84％。

　　十分惊恐的国民党安徽省主席兼省保安司令廖磊，向五战区和皖南新四军军部诬告4支队“乱缴民枪、乱筹饷款”、“擅自招兵买马”、“在皖省横行骚扰”等7大罪状。奉行“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项英，斥责高敬亭“破坏兵役法”、“对党的扩大部队政策完全不执行”；并向毛泽东告状：“高敬亭仍在现地收编土匪，扩大部队……自行准备扩为3个团。”从此，高敬亭又多了一条罪状：不服从领导，对党的政策采取消极或积极对抗态度。刘少奇到皖东后，立即指示江北指挥部，应在皖东全境放手发动群众，猛烈发展武装力量，建立一个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他多次强调：“革命的兵为什么不能招？革命的马为什么不能买？”遗憾的是，刘少奇来迟了，高敬亭罹难已近半年了。

　　为皖中得罪了项英。1938年3月8日，高敬亭东进到合肥为中心的淮南铁路两侧地区。其中，8团到达肥东梁园、石塘一带，歼灭了葛传江、刘孟乙等汉奸土顽武装；9团到巢县、无为地区，在蒋家河口打响对日作战第一枪；高敬亭随领导机关驻舒城西港冲。项英致电中央称：“高敬亭来汉情况甚好……高部准备在安徽所指示地区作战。”

　　5月22日，中央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并致电长江局：“立即成立鄂豫皖省委，领导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浦信公路以南广大地区的工作……使高敬亭支队成为这一地区主力。”作为鄂豫皖军政委员会主席兼司令、政委的高敬亭，他怎么能置中央指示于不顾，贸然率部离去？这也是高敬亭在东、西港冲滞留很久的原因所在。8月，董必武偕聂鹤亭到舒城视察，高敬亭汇报了欲在皖中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想法，董老表态说：4支队留在皖中很好嘛，这里地理条件好，又接近老区，只要能发展部队多打胜仗，就留在这里。

　　4支队在皖中的发展壮大，引起蒋介石的极度不安。1939年1月，他亲自电令4支队必须将淮南铁路以西以及舒城为中心的广大地区让出来。项英无视中央2月份“对国民党的无理进攻，必须反击，决不轻易让步”的指示，答应了蒋介石的无理要求。指派新四军参谋长，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与安徽省主席廖磊达成“第四支队向淮南及津浦南段活动，限三个月开拔完毕，只留一部在无为与军部联络”的协议。高敬亭向张云逸反映了不同意见，陈述在舒、桐、庐地区建立根据地，具有地势地形有利、党组织和群众基础好等六大优势。张云逸说这是项英决定的。

　　为执行军首长指示，高敬亭于3月抱病东进至肥东青龙厂褚老圩，戴季英和政治部驻离此不远的李家圩子，同时命令在怀宁一带活动的特务营返回舒城，向皖东滁县地区进发。4月初，项英对江北工作发出指示：要求“军事上控制津浦淮南两条铁路”，对国民党“行政上采取多方赞助”，民运工作应“避免单独活动形式”，“不宜提出创建皖东根据地的口号作号召，否则使同盟者害怕”。项英还批评高敬亭说：“你们只知道农民……这样搞会得罪地主，使自己孤立的。”与此同时，多次向中央反映，说高敬亭不执行他所谓“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等有关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