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罗汉”潜入河内 “军统”赴越追杀汪精卫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汪精卫访日时与东条英机（左二）在一起

　　汪精卫逃往河内

　　1938年7月，日本决定撇开蒋介石，诱降汪精卫，日汪勾结越来越密切。10月，汪精卫发表谈话，准备接受日本提出的议和条件。11月中旬，双方代表在上海“重光堂”签订密约，并拟定汪精卫从重庆出逃。

　　12月19日，汪精卫率陈璧君、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10余人乘飞机逃离昆明，飞抵越南河内。

　　日本政府得知汪精卫出逃后，提出了所谓的“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12月29日，汪精卫在香港发表臭名昭着的“艳电”，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和谈。翌日，汪精卫建议日本对重庆施以致命的轰炸。

　　蒋介石下令追杀汪精卫

　　1939年元旦，蒋介石召集国民党中央执行、监察委员召开临时紧急会议，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党籍，并撤销一切职务，同时要求抢在汪离开河内到南京筹组伪政府之前将其杀掉。

　　军统局局长戴笠奉蒋介石之命，马上行动。尽管军统在暗杀方面轻车熟路，但对这次在国境以外组织暗杀没有把握。为此，戴笠亲偕军统特务陈恭澍等人飞往河内，并任命陈为行动组组长。

　　戴笠带亲信秘书毛万里在香港建立了调度指挥中心，昼夜坚守。而且在派陈恭澍前往河内的同时，还曾瞒着他秘密到河内安排。

　　陈恭澍是军统天津站站长，此人思维缜密，策划过枪杀张敬尧、绑架吉鸿昌等一系列行动。组员王鲁翘，曾任戴笠贴身警卫，是一名职业杀手。组员余乐醒，曾是军统元老，对特工技术极有研究，而且能讲法语，赴河内十分适合。此外，岑家焯、魏春风、余鉴声、张逢义、唐英杰、郑邦国、陈布云等人，都是杀人不眨眼的老牌特务。加上陈恭澍，共18人，被称为“十八罗汉”。

　　陈恭澍亲自侦察，了解到汪精卫住在河内的一个高级住宅区---高朗街27号。这是一栋三层西式楼房。陈恭澍对其考察了一番：后门的道路复杂，巷道纵横，对暗杀后撤离十分有利。

　　在军统磨刀霍霍的同时，汪精卫却有些孤独和失落。1939年1月4日，日本近卫内阁辞职，继任的首相平沼骐一郎对“和平运动”不感兴趣，这让汪精卫感到从未有过的惆怅和迷惘。他每天躲在房间里，从不外出散步。他后来写道：“脱离了重庆，在河内过的这孤独的正月，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当年河内是法国人的天下，汪的侍卫连枪都不能带。

　　陈恭澍等人在河内一直在做着准备，但戴笠告诉他们：没有蒋介石的“制裁令”，不可轻举妄动。因为蒋对汪还抱有一丝希望，他会有一天“幡然悔悟”。为此，蒋介石派原改组派成员谷正鼎赴河内，对汪进行游说。汪精卫对蒋介石本来就没有抱什么希望，断然拒绝了蒋介石希望他回去的请求。谷正鼎无功而返。

　　谷正鼎一走，汪精卫就对陈璧君、曾仲鸣说：“我们今日以后，要小心点，他（指蒋介石）要消灭我们三个人。”

　　3月19日，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戴笠从重庆给河内的陈恭澍发去急电：“立即对汪逆精卫予以严厉制裁。”陈恭澍立即投入到紧张的策划中。

　　汪精卫侥幸逃脱

　　3月20日上午9时，陈恭澍正在研究行动方案，突然接到报告，说汪精卫全家打点行装，似乎要外出。陈恭澍决定携带上武器驾车追赶。汪精卫一行出门后，乘坐两辆轿车，向红河大桥方向开去。由于天气晴朗，陈恭澍等人看到两辆车上坐着9-10人，除了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外，其余的人都不认识。汪精卫一行发现有人跟踪，加快了车速。军统特务们紧紧尾随，在一个商业区的十字路口，由于遇到红灯，塞车严重，汪精卫一行趁机摆脱了跟踪。

　　3月21日下午4时，在现场监视的特务魏春风报告说，汪精卫和陈璧君在门外的草坪上说话，好像在争吵。陈恭澍立即带两名特务赶往高朗街。等到了汪精卫寓所外边，发现草坪上空无一人。

　　两次刺汪机会错过，陈恭澍很懊恼，决定当夜发起一次突击性强攻。21日夜11时40分，陈恭澍驾车带着6人出发，在接近汪精卫寓所的一个巷道时，两名越籍警探拦住了他们。陈恭澍把口袋里的4500元钱全部掏出，警探终于放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