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屠杀中的南京市民：恐慌中度日 热盼中国军队

　　面对残暴无比的日军，在死亡危险面前，难民几乎不能正常思维，很少有人反抗。《朝日新闻》从军记者今井刚在大方巷《朝日新闻》南京支局就曾亲眼目睹一二百中国人十分麻木地等待五人一组地被刺杀。当一、二名日军在众多男性难民面前强奸妇女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男人们很少去反抗，女人们也大多不敢抗拒。

　　经历了日军的残暴之后，南京难民的心理防线十分脆弱，一旦听到日本兵的皮靴声就感到异常紧张害怕。1938年1月1日，伪自治会在鼓楼召开成立大会时，被逼参加庆祝成立大会的难民齐集在鼓楼广场，当广场突然放起鞭炮时，许多难民以为日军开枪了，立即趴倒在地上，直到放完后才胆战心惊地站起来。

　　对中国军队的期盼

　　日军对难民的屠杀、奸淫越残暴，难民对国民政府军的期待则越迫切。一个传说、一幅标语、夜里一阵激烈的枪声都会催生充满希望的传说。1938年1月5日，蒋公谷在日记中记载：“近日我游击队逼近城垣，攻击甚烈，晚间必能听到炮声。我们在这百无聊赖之际，常往后院侧听炮声的大小，以估计游击队的远近，取为谈资，以作慰藉。”

　　1月8日，南京城内盛传中国军队已进城门，准备收复南京，一些在日本使馆洗衣的妇女都抱着大堆小堆东西回家。她们到金大时，消息像野火一样传开，说日本人已离开使馆，这些妇女抢了他们的东西回来了。很快，许多妇女爬过使馆四周带刺的铁丝篱笆，试图抢些东西回家。

　　西方人被当作救世主

　　国民政府守军的溃败，使得困在城内的难民将仅有的希望寄托于留在南京的二十几个西方人身上。一些西方人的住宅及公司成为难民躲避的最佳选择，像金大、金女大这两个学校在最高峰时，分别涌进3万和1万多名难民，甚至就连日本军人自己也认为金女大比较安全。1938年1月20日，一位年轻的日本军官因为自己要调出南京，就跑到金女大要求明妮？魏特琳收容他20岁的中国女友及女友14岁的妹妹。

　　在难民眼中，西方人成为他们唯一可以依靠的“救星”。郭歧在《陷都血泪录》中写到：“外国几位先生，每到一处，一股难民齐围上来，好像小鸟见了母亲一样。”在南京大屠杀之前，中国老百姓看到西方人时，都会蔑称他们为“洋鬼子”，但在南京大屠杀期间及之后，人们改变了这一称呼，对魏特琳、拉贝等都称为“菩萨”。2月17日，魏特琳在金女院为拉贝先生举行了告别茶会，当金女大难民所的难民得知拉贝要离开南京后，有两三千人聚集在大草坪跪着在大哭，乞求拉贝留下。日本人曾试图让中国人“矫正依靠欧美的观念”，但日本人发现“中国人依赖欧美人的思想至今犹存”，甚至伪政权的中国警察看到西方人时，都情不自禁地向他们敬礼。

　　日本主导下的道德败坏

　　劫后余生的市民往往白天聚集在街上某个地方，因为他们感觉到只有这样才更为安全。在“安民”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南京街头很难见到单独行走的年青妇女。

　　曾被国民政府取缔的妓院和烟馆等被日本人大肆推广。日本人在南京开设了许多专为日军士兵服务的慰安所，官方报纸也为妓院刊载了大幅广告。日本人在南京公开开设慰安所多达40余所。

　　在日本人到达以前，国民党政府曾把贩卖毒品定为死刑，但在日本人占领的一年内，鸦片烟馆沿着扬子江岸如同芦苇一般到处萌生起来。被称为苦力的中国劳工，年龄从10 岁到30 岁，常被付给海洛因纸烟作为工钱。据贝德士（m. s. bates） 1938 年的调查，当时在南京公开经营的烟馆有175 家，另有30 家出售鸦片的烟店。保守统计吸食人员达5 万人，相当于当时南京人口的1/8。仅从金女大到南门的一条街上，就有12 家卖“官土”的烟馆。妓院和烟馆是日本人殖民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带来财源，更为重要是诱使殖民地的民众丧失进取心和抵抗意志。

　　对日本人不再相信

　　尽管日本人表面很强大，但大多数市民都认为日本人的统治不会长久，他们十分鄙视和痛恨那些充当日本人打手的二鬼子，甚至参加了伪政权的人也常常流露出自卑心态，据德国外交官罗森观察，他在“从同日本同行谈话中了解到的情况，南京新政府已不再被人瞧得起。它在同日本人交往方面也有困难，特别在为居民提供食品这一变得十分严重的问题上有困难。”

　　一些在南大屠杀期间遭到日本兵强奸的妇女，在得知自己不幸怀孕后纷纷迫不及待地到医院或采取其它措施进行流产。在市民眼中日本人在南京的统治是“猴子的尾巴长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