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海战役中的特殊战法：华野心理战瓦解敌人军心

　　余锦源：七十二军军长，中将，字汇渊，四十三岁，四川金堂人，黄埔军校六期，好赌博、饮酒，善剃光头，戴眼镜，圆脸，眼旁皱纹很多，鼻子大，鼻梁平。

　　徐华：七十军二三三师师长，少将，四川夹江人，四十二岁，小个子，有些瘦，瓜子脸，背略驼，走路时常埋着头，个性强，急躁，易冒充书记、司书。

　　黄淑：十三兵团九军军长，中将，广东五华人，四十三岁，黄埔军校三期步兵科毕业。

　　李荩萱：六十四军副军长、九军军长，少将，湖南资兴人，四十五岁，黄埔军校五期，中等身材，两眼一大一小，有些口吃，秃顶。

　　于兆龙：九十六军军长，中将，字瑞图，山东滨县人，四十六岁，中央军校高教班、陆军大学特别班毕业，早年参加直系（王丞斌部），继入张宗昌部，再入西北军方振武部。1946年陆大毕业时正值王耀武标榜“鲁人治鲁”之时，便邀他到济南担任重建的七十三师七十七旅旅长，后升任该师副师长。潍县战役后四十五师重建，任代师长。于兆龙出身杂牌军，依靠王耀武起家，为人投机取巧，手腕灵活，擅长交际拉拢。因出身行伍，熟悉士兵心理，善用行伍干部，作战经验丰富，指挥沉着勇猛，在西北军任团长时有“艾虎”之称。

　　以上情况虽不完全准确，但都是敌工部门冒着巨大风险通过多种渠道搜集来的，为查明敌军高官起到了一定作用。例如杜聿明被俘后，剃掉了日本式小胡须，身穿士兵棉大衣，谎称是“十三兵团军需官高文明”，以致骗过了不少人。在他坦白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后，为防有误，华野第四纵队司令员陶勇特派敌工部长蒋克定带上杜聿明的照片，赶到前线核实。又如敌第九军中将军长黄淑，战败逃跑时摘下了肩章、领章，被俘后谎称是中校，结果也被清查出来。

　　攻心为上，攻城次之

　　毛泽东有句名言：“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

　　淮海战役开始后，华东野战军政治部于11月7日致电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报告说：淮海战役政治攻势已有全盘部署，已组织一部分被俘国民党高级军官联名写了《告国民党官兵书》，动员他们起义或投诚。关于利用华东广播电台进行广播一项，根据自愿原则，现已组织被俘的国民党高级军官王耀武（第二绥靖区中将司令官）、霍守义（十二军中将军长）、陈金城（九十六军中将军长）、聂松溪（第二绥靖区中将副司令官）、晏子风（整编第二师中将师长）、罗幸理（第二绥靖区少将参谋长）、尹锡和（联勤总部第四兵站少将总监）、刘玉田（山东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李玉和（第七十三师上校副师长）、刘士玲（第十二军副官主任）、李嘉桂（第四十五师中校防毒军官）、马兴文（回族青年）等12人进行口语广播，广播词亦已由本人拟好。

　　这些国民党高官现身说法，以亲身经历讲述人民解放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对动摇敌人军心、瓦解其斗志，起了很好的作用。在准海战役中被俘的国民党七十四军中将军长邱维达，建国后当上了南京军事学院教员和江苏省第五届政协常委。他曾到香港看望过老上司、曾任蒋介石侍卫长的俞济时。俞济时对邱维达说：淮海战役时，蒋介石听了王耀武在电台上的广播讲话后大发雷霆。蒋气愤地说，王耀武是我的学生，我待他不薄。现在他在困难的时候反对我，还要下面的人反对我，岂有此理！说毕，生气地用手中的杯子砸坏了收音机。

　　在围歼黄百韬兵团时，华野在各连队成立了“攻心组”、“喊话组”，针对敌人大都是广东籍和四川籍的特点，物色同乡士兵用家乡话开展火线政治攻势。在新沂县窑湾镇围歼敌六十三军（粤军）的战斗中，喊话声漫山遍野，不绝于耳，颇有点像当年项羽被困垓下“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的情景，有的敌军甚至吹起了欢迎号和集合号，自动集合并将武器放在地上，仅仅经过一夜战斗，该军一万余人马即告灰飞烟灭，为华野一纵等部所全歼。

　　淮海战役第三阶段，华野将杜聿明集团30余万大军团团围住。当时天气寒冷，雨雪纷飞，敌空中接济断绝。包围圈内，冻死、饿死的敌人暴尸荒野。12月17日，华野政治部专门下发了《关于开展政治攻势、争取大量瓦解敌人的指示》，陈毅、粟裕、谭震林两次联名致函杜聿明，劝他放下武器。华野敌工部编写了喊话材料，并指导各纵队开展了连续不断的、上下结合的火线政治攻势。特别是毛泽东亲自为中野、华野起草了《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使前线政治攻势达到了新高潮。

　　“攻心为上，攻城次之”，这是《孙子兵法》早就指出过的作战方略。淮海战役中，华野发动的强大政治攻势取得了显着成效，加速了敌人瓦解的过程，自动前来投降者络绎不绝，如陶勇率领的第四纵队10天内就接收敌14批共150余人投诚。从12月16日至24日，各纵队接收的自动投降者达到2516人，并携来炮13门、轻重机枪42挺、各种枪支600余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