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美国在华特殊机构：美国驻中国联络处

　　在20世纪70年代的中国政坛上，1976年是多事之秋，打开中美关系大门的中国领导人周恩来和毛泽东相继辞世，中国政局动荡不安，美国政府迫切需要了解中国的政治情况，美国联络处及时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

　　1976年2月，美国联络处向国内报告，中国外交部新闻司2月7日晚些时候对路透社证实，政治局成员、副总理、公安部长华国锋已经被任命为中国代总理。联络处认为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消息，“因为大多数观察家猜测副总理邓小平应该接替周恩来担任总理职务。周在过去的三年里很明显地培养邓接管总理职务。邓没有被任命为总理的事实说明，如果不是永远地失去，至少也是一个挫折，中央委员会内部在周恩来的继任者问题上很可能出现了激烈的斗争。对这一点我们知道的太少，还不能肯定地估计邓的失败表现出来的政治含义。但是北京的一些观察家已经把这件事与近来《人民日报》文章明显尖刻的语调联系起来，这表明北京的政治风向可能已经向左转了”。

　　由于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系统纠正，在“四人帮”的推波助澜之下，毛泽东错误地发起对邓小平的批判，渐有起色的社会经济又重新变得动荡起来，长期积压在群众心中的不满情绪终于爆发出来，酿成了“天安门事件”，对这场政治风波，联络处向国内作了详细的报告。

　　“天安门事件”发生后，4月7日，联络处向国内汇报了毛泽东对此事的处理结果。“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毛主席的建议下，一致同意：任命华国锋为党的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解除邓小平的所有职务，但是允许他保持党籍‘以观后效’”。

　　华国锋任总理后，美国政府对他所知甚少，需要了解他的风格和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经过精心策划，让盖茨手持福特总统的信设法接触华国锋，在祝贺他就任之际，利用这个机会了解这位新总理。盖茨在与华国锋会谈后所写的报告中，对华国锋作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评价：“中国总理华国锋给我和参加会谈的美国联络处官员的印象是，一个聪明但缺少特点的人，他的特点是谨慎。他充分利用他手中的资源，却没有散发出活力或不寻常的智力或超凡的魅力。华是作为一个理想的过渡人物走向前台的，他不可能在国内或者对外事务中有任何大的作为，也不可能符合美国的利益。对于华的机会是长期的还是一个短期的过渡这个问题，我们在美国联络处内有一场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华会像勃列日涅夫所做的那样把他的对手打倒。但是从那次会见来看，我对华是否有必要的洞察力和领导水平以便让过渡变成长期的任期表示怀疑。我希望有一个更有能力的领导人及时地取代他”。“基于我对华在会谈时的印象，与我的同事们相比，我对其否定更多。我怀疑他会成为真正的第一号人物。看不出他具备让一个存在这么多严重问题的国家正常运转或发展起来的必要的观察力和领导素质。因为急需提高经济和国防能力，我认为新的更有能力的领导人会在中央出现。没有生气的华先生在完成他的历史使命后，就会靠边站。”

　　1976年10月，在“四人帮”及其同伙被逮捕后，联络处及时向美国政府报告了中国的政治形势，同时汇报了听到或者观察到的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发生的庆祝活动。在10月13日的电报中，美国联络处向国内描述了华国锋上台后开始清洗极端分子的过程。报告中说，“l0月7日，北京大学的一个外国留学生告诉记者说，据传华国锋的警卫部队已经包围了政治极端分子的住处。另外一个外国留学生向记者描述了自己亲眼看到军队已经在l0月l2日进驻北京大学，包围了‘梁效’（注：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两校’的谐音）写作班子的工作区，并逮捕了所有成员。军队同时也进入了清华大学，逮捕了‘梁效’在该校的同伙。另外还有许多逮捕‘四人帮’其他团伙的传言”。这些报告使美国政府及时了解到了中国的政治生态变化状况。

　　华国锋上任后，虽然将“四人帮”集团清除出中国政治舞台，但他坚持“两个凡是”的方针，继续推行个人崇拜和冒进的路线，没有给中国社会带来新的生机。在叶剑英、陈云、王震等老一代革命家的努力下，在1977年7月召开的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恢复了邓小平的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邓小平努力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积极推行改革开放的政策，逐步实现中共工作重心的战略转移，中国出现了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他在中央的领导地位也进一步巩固了。

　　1978年l2月正值中美建交谈判的关键时刻。美国政府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需要对中国的政治局势再次作出评估，充分论证中美合作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美国联络处对中国政治形势给予了积极的评价。联络处在报告中，对华国锋的地位不予认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氛围和邓小平的地位给予了肯定。“在政策问题上，由于邓小平具有了似乎适合中国经济技术条件的构想，同时根据报导，大多数中国高级领导人也觉察到了客观现实，他从而得以成功地掌握了主动权……邓小平具有凤凰涅般的神奇能力，能够受益于过去经历，从而实现东山再起”。

　　美国联络处的所有这些报告，为美国政府及时了解中国的政治及发展状况，对中国对美政策的变化作出及时的评估，采取符合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的对策，提供了可靠的决策依据，在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过程中发挥了情报站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