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的美国在华特殊机构：美国驻中国联络处

　　1973年8月24 日至28 日，中共“十大”召开。在“十大”筹备期间，美国联络处就为报道这次大会做了精心细致的准备工作，并对会议的筹备情况和可能出现的结果进行了评估。布鲁斯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称，美国联络处在报道中共“十大”这个难以把握的事件上制订出一个合理的人力分配计划，将现场报道观察结果、氛围和北京对于事件的评论，并且从在这里看到的角度对这个有意义的事件在广泛的范围内进行一些概要的评论。对于中共“十大”为什么花了这么长的时间才明确，联络处在报告中认为国内事情是根本的原因。如对于林彪和陈伯达如何进行最后的政治处理，谁将进入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如何处理教育改革、经济的优先发展、科技资助、贸易、下乡青年、文化和许多有争议的问题。并且领导人中的“极左”派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稳健派”的较量还在继续，需要作出一定的妥协。对于大会可能出现的后果，联络处认为，大会在对陈伯达和林彪事件做出一个正式的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是当今紧密合作的领导人都可以接受的。一个新的党章也需要产生，将林彪作为毛泽东的继承人这一条废除。我们怀疑有人有这样的勇气让自己被提名为第二号人物。新的党章很可能像“文化大革命”之前的文件，而不像宣传显示的从“九大”的文件中产生出来。仍然会有狂热的赞颂，但是声调将会减弱。通过引用劳动者联盟来强调工人在政治实体中的重要性，作为党的成员的重要性可能会被强调。重新组织起来的青年和妇女组织也将得到进一步的推动。在评论中国同外国的关系方面，苏联将被挑出来作为主要的敌人，美国将会受到一些批评，这反映了中美之间的关系得到了改进。宣传中国的国际地位得到了加强，并用和广大的敌人的关系更有灵活性这一点来证明。美国在印度支那的敌人的立场将会得到支持。“文化大革命”的意识形态将会全面上演，但是在他们将怎样达到这一点上并没有固定的路线。大会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产生一个新的领导团体，一些有争议的高层领导得到批准复出，在某种程度上扩大了官员的数量，对他们来说可以代表上层的权威。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地位在新的中央委员会有所下降。一个新的显要的人物，像上海的王洪文可能会得到认可。

　　1973年8月底，布鲁斯回国述职，并帮助即将上任的国务卿基辛格组建班子，在两人会谈的议题中，就有对中共十大的讨论。基辛格对中共十大感兴趣，因为会议所作出的人事调整和对外交政策的辩论，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政治形势和对美政策，同时还影响到自己访华日期的确定。1974年10月，乔治·布什接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后，非常重视对中国内政的观察。布什自己亲自到北京以及中国其他地方进行参观，尽可能多地与中国政府官员乃至普通人接触，了解中国的政治、社会状况。

　　1974年至l975年期间，中国政局的变动，周恩来等“稳健派”与江青为首的“激进派”进行的政治斗争，使得中国的政治形势更趋复杂化，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有可能影响到中国的对美政策。因此，布什领导下的美国联络处十分重视中国高层政治发展的事态。他定期组织美国联络处的工作人员召开工作会议，讨论中国当前的政治形势以及关于中美关系发展的问题。布什在其驻北京时期的日记中对此有着大量记载，比如说，他们讨论过中国政治层中出现的“上海帮”，说他们很极端，反对别的一切派系；讨论过关于中国的发展方向等问题。他们密切捕捉周恩来和邓小平等重要人物的活动信息，对江青、姚文元、张春桥等人政治地位上升和变化以及他们对中国政治的影响十分关注，还密切关注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及其神秘的出行安排，并对毛泽东在当时的“批林批孔”运动中所起的作用和角色进行了分析。

　　1974年3月，根据美国联络处的报告，美国国务院对中国的政局变化及其对美中关系可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分析。他们认为，华国锋这位默默无闻的人物成为中国的常务副总理，邓小平在1973年复出后一直受到“激进派”的抨击，北京目前发生的政治冲突造成的后果仍然难以确定，毛泽东在这场政治斗争中的角色是模棱两可的，近几年来他对各个“激进派”领导人表示冷淡，他不会公开支持对邓小平的攻击。但是当他不能在政治局取得充分的支持时，他就可能撤回对邓小平的支持。他们分析认为，毛泽东已经开始支持华国锋，毛的身体状况正在不断削弱着他作为一个最高领导人的活力，他在未来一至两年内将可能去世，这无疑会使目前中国领导层的不稳定状态趋于复杂化。但是北京的政治波动还没有严重影响到其对外政策，尽管中国高层的政治冲突显然对外交政策的执行有着某种影响。中国仍然保持着对苏联的高度敌视，而决定加强与美国的关系，毛泽东对国内仍然强调中国对上海公报的承诺，即希望华盛顿奉行一种强烈的反苏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