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前的军管制度：从农村到城市的新课题

　　在市委和军管会的领导下，军管会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工作，就把主要的政府机构、厂矿企业、文教卫生等单位接收过来。在接管政权机构中，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旧人员的接管与处理，北平市仅市级机关就有人员5121人，加上司法和公安人员就更多了。军管会组织这些人进行学习和改造，并对他们作了妥善处理与安排，使他们各得其所，继续为人民服务。

　　要使民心向党，安居乐业，还需要进一步整顿治安、建立革命秩序。北平曾经是国民党反动派在华北的政治、军事中心。解放后，潜留了大批特务，散兵游勇、土匪小偷、银元贩子也到处为非作歹。为了加强治安力量，市军管会组织了北平纠察总队，主要任务是执行纠察，建立和维护社会秩序。针对社会上特务多、散兵游勇多、抢匪多、小偷多、银元贩子多的“五多”情况，叶剑英提出要迅速消灭混乱现象。1949年3月下旬，在市委和市军管会的领导下，平津卫戍司令部、北平纠察总队、市公安局等部门领导同志组成了北平市治安委员会，叶剑英任委员会主任。由于措施有力，坚决打击和肃清了暗藏的敌特，捕捉了劫盗匪徒，处理了散兵游勇。到1949年秋，仅用半年时间，就破获潜藏特务匪徒策划的各种阴谋暴动案83起，总共肃清职业特务6700余名，查处散兵游勇3.7万多名，破获制造伪钞、盗窃、抢劫案件1.4万多件，收缴了大批敌特电台、枪支和炸药，初步解决了治安问题。

　　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影响到人心的向背和新生人民政权的威望。在市委的领导下，叶剑英带领军管会和市政府的同志们，一开始就高度注意安定全市200多万人民生活这一基本问题，其中最突出的是解决粮、煤、水、电的供应和统一货币。他们通过军管会有关部门，从其他地区调运和储备大批粮食、煤炭及油盐等物资，迅速恢复了电力和自来水等公用事业，将必需的生活资料供应给市民。

　　统一货币制度、抑制通货膨胀，是北平市军管会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中国人民银行于1948年12月1日在石家庄成立，并决定发行全国统一的货币--人民币。北平和平解放后，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发行的金圆券，随着政权的崩溃而不断贬值。市场上以银元计价、流通或以面粉、大米等实物计价，已成为普遍现象。银元黑市十分猖獗，带动物价不断上涨。为保障人民利益，安定金融，稳定物价，北平市军管会于1949年2月2日至3月9日连续发出3个布告，收回金圆券，发行人民币。与此同时，开展打击和取缔金银黑市活动的工作。由于北平解放前，在城外解放区准备好了大批人民生活必需品，解放后立即源源不断运进市内，广大群众可以用人民币按国家牌价买到急需的东西，一举树立了人民币的权威；同时又统一了货币制度，抑制了当时的恶性通货膨胀，群众生活得以安定，这样就为顺利推行党的各项城市政策，恢复和发展经济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恢复金融秩序的同时，市委和市军管会把市政工作的中心放到了发展生产上来，把消费的城市改变为生产的城市。彭真和叶剑英多次召集公营企业、私营企业的代表及有关人员开座谈会，向他们调查了解生产中的情况，讲中共的经济政策和发展生产的重要性，对公营与私营企业发展生产分别提出不同要求。经过反复动员，广大工人的生产积极性有了明显提高，私营企业的资方逐步了解了党的政策，安定了情绪，也表示愿意积极恢复和发展生产。

　　在此基础上，市委和市军管会逐步对公营企业实行民主改革，对私营企业的劳资关系实行调整，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促进生产的发展。他们还采取由政府和银行投资、贷款等方法，帮助公私营企业解决资金、原料来源和产品销路等问题，使这些企业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

　　在领导恢复和发展北平市生产的工作中，市委和市军管会抓住了沟通城乡贸易这一环节。市政府成立了城乡贸易指导委员会，积极发展同许多地区的贸易关系。1949年6月，在叶剑英的直接领导下，举办了工业展览会，请华北各地和其他解放区派代表团来北平参观，交换各地区的生产经验，了解各个地区对北平市工业产品需求的情形。在工业展览会期间，北平市与各地成交了大批货物，开始建立了与各地交换物资的关系，扩大了北平市工业生产的原料来源和产品的销售市场。

　　经过半年多的时间，北平市的生产达到并超过了解放前的水平。中国共产党人用事实有力地回击了当时国内外反动派所谓“共产党管不好城市”的攻击，为以后接管城市提供了经验。

　　由于彭真、叶剑英等人认真贯彻了党中央的指示，在入城前做好了各项准备工作，因而不仅圆满地完成了接管任务，使北平古城完整无损地回到了人民手中，而且创造了接管大城市的经验，也为新中国在北平定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北平接收工作的成效，赢得了中外舆论的赞扬。当时国统区出版的《新闻天地》有一篇文章这样写道：“叶剑英领导的中共干部，为了打稳中共未来首都的基础，接管是审慎、周到、仔细、严密的”，“几乎做到尽善尽美的程度。”这是对北平接收工作的一种客观而又公正的评价。

　　军管制度的结束

　　由于城市解放时间的不同和具体情况的差异，结束军事管制的时间也不一样。东北地区解放较早，在新中国成立时，大部分城市已结束军管，选举产生了地方人民政府。其他解放较晚的地区，结束军管的时间也较晚。1952年底，镇压反革命和土地改革运动基本结束，大多数人民群众已经组织起来，各级人民代表会议和人民政府已比较健全。1953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0次会议通过《关于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地方各级人民代表会议的决议》，确定在1953年召开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的乡、县、省（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并在此基础上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政府权力机构建立后，城市军管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遂告结束。

　　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军事管制，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一种形式，是用军事手段强行接管旧政权的一切组织和权力，防止、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残余势力的破坏，减少或避免了可能遭受的损失，保证了旧政权向新政权的顺利过渡，从而得以顺利地摧毁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它对于胜利实现从旧政权到新政权的过渡，迅速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促进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和各项社会制度改革的胜利展开，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新中国的军事管制，作为特定历史条件下人民解放军执行的特殊使命，它实际上已成为我军职能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军管的时间不长，但所起的作用是巨大的，在我军历史上记下了浓重的一笔，为党和国家做出的贡献永志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