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传庆早就听说苏联是一个到处充满光明、没有欺压、人人平等的国家,非常向往,他曾动员妹妹和自己一起去解放区投奔革命,但因为母亲孤身一人无人照顾而作罢。他最爱说的一句话是:“国难当头,好男儿当为国分忧。”
1939年1月,国民党抛出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后,在全国各地制造了平江、确山等惨案,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丑恶面目更清晰地显现出来了。受抗战民族精神的感召,受共产党坚持抗战为民族利益奋斗的精神吸引。8月下旬一个炎热的下午,张蔚林、冯传庆突然出现在曾家岩周公馆,他们想见周恩来和叶剑英。因不明底细,第一次叶剑英同志没有见他们,而是派另外的同志与他们谈话,了解情况。
为了使共产党能够相信自己,张蔚林、冯传庆第二次来到曾家岩,他们向叶剑英提供了军统电台的一些机密资料,以证明自己的诚意。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1939年10月在曾家岩,由叶剑英、曾希圣介绍,张蔚林、冯传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他们又介绍了具有进步思想的军统电台报务员杨洸、赵力耕、王席珍、陈国柱、安文元入党。
至此,在军统这个所谓“固若金汤”的首脑机关里,有了第一批共产党员,他们源源不断地向我党提供情报。每次取送情报都是张蔚林、冯传庆他们亲自取送,虽然安排得非常的隐蔽,但确实有很大的风险!叶剑英正在考虑必须有人代替取送情报的时候,一个令叶剑英喜出望外的人物出现在他的面前。
这个人就是由延安派回四川,利用自己家庭关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黎琳。
黎琳,原名余薇娜,四川崇庆县人。1935年以余硕卿的名字考入成都建国中学,她的同班好友车崇英常带她到自己家里去玩。
车崇英是成都抗日救亡运动领袖车耀先的女儿,家里常常有进步书籍。余硕卿活泼伶俐,天资聪颖,好学上进。她常与车崇英等谈论国家大事,发泄对黑暗的社会和军阀统治的不满,还在一起阅读进步书刊,特别是车耀先主办的《大生周刊》,更是爱不释手,非要一口气看完不可。车耀先发现这个可爱的幼苗,常常介绍文章给她读,余硕卿也经常向敬爱的“车伯伯”提出问题,她最爱听车伯伯谈话,有那么多她不明白的事情,经车伯伯稍稍一点拨便豁然开朗,她真羡慕崇英有这样一个好爸爸。
1936年的“一二九”学生运动迅速在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16岁的余硕卿没有辜负车伯伯的厚望,她参加了成都的学联,担任宣传和交通等工作,天天奔波在农村乡镇,带领大家唱《铁蹄歌》,在成都街头挥舞着小拳头演讲,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在她读完初中二年级时,学校当局认为她是个“危险分子”,强令她“另转他校”。不久,她跳级考入了蜀华中学高中部,仍然参加了“放下你的鞭子”等街头剧演出。
1937年6月,余硕卿参加了成都地下党组织领导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民先队”她如鱼得水,积极工作,还承担了交通、宣传、组织等工作,成了“民先队”的骨干。
1937年12月初,余硕卿的父亲逼迫她与重庆一个大官的儿子订婚,为了“尽快摆脱这个所谓的家”,在车耀先的鼓励支持与安排下,她与几个同学约好,悄然逃离成都,踏上她早已向往的去延安的路途。1938年2月,历经千辛万苦的余硕卿才到达延安,改名黎琳。
延安沸腾的革命生活让她兴奋不已,她呼吸着自由的空气,像出笼的小鸟一样,开始了朝气蓬勃的新生活。在陕北公学集训3个月后,转到抗大学习。因为没有合适的军装,她仍穿着从家乡带来的红毛衣,把衣袖挽得高高的,走路也像小跑一样轻快地一蹦一跳,嘴里轻轻哼着歌,每逢开大会,会前和中间休息时总有歌咏活动,只要啦啦队呼喊:“女生队,唱一个!”黎琳就猛地站起来,甩一下短发,打着手势指挥:“黄河水,黄又黄,一二三唱!”她个子不高,指挥起来手势有力,节奏分明,她的活泼、美丽、潇洒让很多年轻人围在她周围,跟着她的手势引吭高歌,她特别喜欢指挥大家唱:
黄河水,黄又黄,东洋鬼子太猖狂。
昨天烧了王家寨,今天又烧张家庄。
逼着青年当炮灰,逼着老人送军粮。
青年打死丢山坑啊!拿起刀枪干一场!
因为最后一句唱得最有感染力,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干一场”。
1938年10月,黎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非常激动地向党表示:“要为人类的理想,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在延安紧张的学习和欢乐的生活中,爱情之花盛开了,经组织批准,黎琳与她刚到延安时在招待所认识的李清同志结了婚。1939年秋,刚结婚的黎琳接受任务,利用她的身份去重庆工作。在延安兵站,黎琳与新婚丈夫告别,她紧紧握住李清的手:“等着我,等胜利了,我就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