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艰难历程：毛泽东在中央苏区度过的六个春节

　　博古示意毛泽东坐下，自己坐回到办公桌前的梨木太师椅上，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打量着罗明等人曾把他与斯大林相提并论的毛泽东，心里不知道想的是什么。

　　按说，一个是党的负责人，一个是中央政府的首脑，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但毛泽东没有看到那种政治上平等亲和的气象，也没有领略到初次见面应有的热情，连一杯开水、一个笑脸都没有得到，所受到的却是一种有意或无意摆出的居高临下的领导架势。这让毛泽东大失所望，原以为博古要与他交谈苏维埃政府的工作呢。看到这种情形，他原先所怀着的那种热情骤然消落。

　　时间在不甚融洽的气氛中过去一两分钟，博古才说话了，话一出口，就让毛泽东隐约地闻出火药味。博古问道：“泽东同志，你觉得苏区对中央的进攻路线贯彻得怎么样？”

　　这样的问话，叫毛泽东怎样作答呢？何况毛是一贯反对盲目进攻的。这时的毛泽东只得应付道：“这几个月我在长汀养病，详细情况还得要问弼时、项英同志”。

　　话不投机半句多。接下来，博古问了些例行公事般的套话，毛泽东也是简单、呆板地作答。不到10分钟，两人结束了这初次不愉快的见面，一同去参加中央局召开的会议。

　　临近晌午，毛泽东走在返回沙洲坝的路上，心头沉甸甸地，充塞着说不上的酸楚。他根本没有想到，中共中央局打电报召自己赶来瑞金见博古，竟是这么一种结局。这位党的负责人压根儿没有把自己放在眼里！早晓得这样，无论怎样也留在长汀与妻儿过团圆春节。

　　就在这时，附近村庄陆续响起了农家吃年饭的鞭炮声。毛泽东再次记起今天是春节。这使他强烈地感受到了：这是他一生中最为屈辱和受到冷遇的春节。

　　1934年春节：与小儿嘻戏玩耍

　　“宁都会议”上毛泽东被解除军权，调离前线召回后方，中革军委发出的通令是“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同志，为了苏维埃工作的需要，暂回中央政府主持一切工作”。然而，这只是一纸漂亮的空文。回到后方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主席，并没有“主持一切工作”，而是让他扮演了一个又一个难堪的角色--先是担任职能部门的查田运动领导者，然后又派去创办苏维埃大学。就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在沙洲坝召开，竟然也不通知身为政治局委员，又是中央政府主席的毛泽东，没有什么比这举动更能体现“左”倾中央对毛泽东的漠视和冷淡了。1934年2月1日至3日召开的“全苏二大”会议上，又将毛泽东原来兼任的人民委员会主席这一职务拿掉了，由张闻天取而代之。这样，毛泽东所担任的最后一个实职被剥夺了，他成了一个完全挂着虚名的“主席”！这才是博古等“左”倾领导人所要的结果。看到毛泽东被架空了，博古等人觉得毛再也“蹦”不起来了，有一次欣喜地对别人说：“哈哈，老毛现在成了中国的加里宁了！”

　　加里宁是苏联苏维埃政府的主席，一向有职无权，用这顶“桂冠”戴在毛泽东的头上，是恰如其分的。

　　一年一度的春节又来临了。1934年2月13日，尽管战争局势是那样地险恶，沙洲坝的军民仍旧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中。上午10时，在“元太屋”的围院里，贺子珍正带着儿子毛毛在大樟树下玩。毛毛想起爸爸，吵着要找爸爸。贺子珍抱起这个3岁孩童，哄着说：“毛毛乖，爸爸在看书呢。”

　　正说着，毛泽东从房间里走出来，一边走一边说：“好啊，爸爸带毛毛玩。”说着到了跟前，从妻子手里接过毛毛，双手托起孩童一上一下地举着，口里说道：“毛毛，今天是过年，明天你又长一岁啦！”

　　贺子珍站在一旁，望着丈夫托着儿子逗玩，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难受。她深知，丈夫这些年来不断受到排挤与打击，名义上是中央政府主席，在政治上的处境甚至不如一个普通的军队指挥员，过着如同小媳妇般的生活。除了在一些中央政府的通告上印着毛泽东的名字外，什么实质性的权力也没有让他沾边。在丈夫受到冷遇的日子里，来看望他的人越来越少，到后来成了像毛泽东在延安说的“连鬼也不上门”。闲暇之余毛泽东除了在家“相妻教子”，陪同小儿玩耍，又有什么可作排遣呢？

　　毛毛是贺子珍所生的第二个孩子，已经3岁多了，正是会讲话到处乱跑的时候，活泼可爱。毛泽东对这个孩子十分喜欢，给这个排行第五的儿子取名为毛岸红。这天上午，毛泽东与小岸红在“元太屋”的围院时，又是绕着大樟树互相追逐，又是让小孩夹着竹杆“骑马”，有滋有味地玩耍了1个多小时，直到贺子珍来叫父子俩去机关食堂吃年饭，毛泽东方抱着毛毛进屋。

　　春节里与小儿嘻戏玩耍，这在毛泽东一生中是绝无仅有的。

　　毛泽东在瑞金过完最后一个春节。是年10月中旬，随同中央红军主力离开苏区，踏上了突围西去的漫漫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