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 V-1 飞弹的情报与保密斗争
在研制 V-1 飞弹初期，为了掩人耳目，德军使用代号 FZG 76 来掩盖 V-1 飞弹的真实用途。最早发觉 V-1 存在的是波兰军情部门：V-1 飞弹在试验过程中坠毁在波罗的海中的 Bornholm 岛。此外他们还发现当时德国航空航天的研发重地佩内明德。但开始英国专家却对这份情报充满怀疑，因为他们认为凭当时科技水平，以火箭发动机为动力的飞弹根本不可能携带 1,000kg 的有效载荷飞行 209 公里。直到后来英国情报机关确认德国科技人员已经让 V-1 飞弹达到了足够高的命中精度和射程，完全具备部署条件，此时英国终于意识到 V-1 飞弹可能采用了其他类型的发动机。
由于 V-1 飞弹没有成型的制导系统，不可能实现自主制导命中目标，因此必须在飞弹发射前配置好航向、距离等设置才能比较精确地命中目标。而要正确配置上述信息，又必须知道之前 V-1 飞弹的确切弹着点。因此德国情报机关要求潜伏在英国国内的德国特工向他们发送关 于V-1 弹着点的准确信息。这就给了英国人进行战略欺骗的机会，因为这时候几乎所有潜伏在英国的德国特工或者已经处于英国情报部门的监视下，或者完全成为英国情报机关双十委员会（该机构专门负责对德战略欺骗活动，诺曼底登陆前著名的“卫兵”行动就是这个机构精心策划的）控制的双重间谍。
1944 年 6 月 16 日，早已是英国双重间谍的特工“加博”（JuanPujol）接到德国情报机关的命令：收集并汇报 V-1 飞弹的确切弹着点和命中次数等信息。接着特工“Brutus”（此人真名 RomanCzerniawski，公开身份是波兰流亡空军的上尉，其实也是受英国情报机关控制的双重间谍）和“Tate”也都接到了类似的指令。如果得到这些信息，德军就可以更精确地修正偏差，瞄准目标并且消除因为距离估算的偏差导致飞弹提前俯冲爆炸的情况。显然这些信息决不能落到德军手里，但是该如何编造一些合情合理的理由来蒙骗德军呢？要知道 V-1 飞弹的弹着点不但在伦敦市民中是一个尽人皆知的秘密，而且也被媒体广泛报道，德军通过中立国也能得到这些信息。按照英国情报机关头子 John Cecil Masterman 的说法：如果圣保罗大教堂遭到攻击，这些双重间谍向德国发报说只有位于 Islington 的一处电影院遭到攻击。这种掩耳盗铃的想法非但无益反而还有害，因为这等于在告诉德国人这些间谍在故意撒谎。
双重间谍“加博”
经过深思熟虑后，英国人想好该怎么办了，“加博”开始行动了。6 月 18 日所有双重间谍们开始向国内发报报告V-1飞弹造成的伤亡情况，其中对飞弹本身造成的伤亡损失情况进行了如实报道，但对飞弹攻击对民心士气的影响则作了淡化处理。此外英国情报机关还要求“加博”们在向国内发报时不但尽量避免提及 V-1 飞弹命中目标的精确次数，而且尽量多提及那些命中伦敦西北角地区的飞弹造成的破坏情况。这样做的目的是努力给德国人造成一种印象：发射出去的飞弹都飞过目标打到城市西北角了。
当"加博"努力淡化 V-1 飞弹对伦敦的伤害程度时，一个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一名不受英国情报机关控制的德国驻西班牙里斯本特工——代号“Ostro”，却在自己的报告中努力夸大 V-1 飞弹的威力。在他发给德国情报机关的报告里声称伦敦不但已经变成了一片瓦砾，而且由于巨大的人员伤亡不得不进行疏散。由于当时德军不可能派出飞机进行航空侦察确认战果，因此面对两份内容矛盾的报告感到无所适从，最后还是更加倾向于“Ostro”的观点，而且德军坚信盟军会想尽办法摧毁法国境内的 V-1 飞弹发射阵地。但是即便如此，德军的意图还是没能逃过盟军的眼睛，由于“超级机密”的存在，德军情报人员通过“英格玛”发报机发出的绝密报告都被盟军截获并破译，盟军由此还是适时调整自己的战术来应对德军的战术变化。
“英格玛”加密发报机
“图灵甜点”（Turing Bombe）密码破译机
英国截获的德军密电
经过破译的德军密电
此外发射出去的部分 V-1 飞弹安装了无线电信号发射机，德军可以通过跟踪无线电信号的方式来确定 V-1 飞弹的飞行轨迹和大体弹着点，然后在下一轮攻击里修正误差。可惜这个信息却也没有得到德军的应有的重视，负责发射 V-1 飞弹的德军作战单位——第 155 高射炮团指挥官 Max Wachtel 把收集到的无线电信号发射机发射的信号和那些双重间谍们发来的报告内容进行了比对，最后得出结论：肯定是无线电信号发射机发射的信号有误！而那些双重间谍们发来的报告内容完全“真实可靠”！就这样纠正飞弹命中精度误差的最后一个机会也被浪费了。事后通过计算证明，假如 Max Wachtel 根据无线电发射机发射的误差信号来修正导航系统的误差的话，英国军民的伤亡还要增加 50% 甚至更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