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工人不愿与当地人接触、比较封闭的问题，这与文化隔阂与语言不通有关。中国工人不懂当地语言，这些人干两三年把工程做完后就离开了，也不会用心去学当地语言，这样与当地人的沟通交流就会有困难。由于这些工人不懂当地语言，公司管理层怕他们在外面出了事情没法沟通，因此平时对他们管的比较严，自成一体。至于中国工人工作条件艰苦，这也是事实。中国企业员工确实比西方公司的员工艰苦，一方面因为中国人有吃苦精神，平时生活得苦点，吃得简单点，住得简单点，可以把挣的钱拿回家，养家糊口，赡养一家老小，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条件。中国工人能吃苦，一天三班倒，没日没夜地干，提高工程进度。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公司竞争力强。中国公司用在人头上的费用很少。比如同样是政府援助项目，中国百分之九十五的费用花在项目上，用在受援国身上，西方可能百分之八十用在自己人身上。
至于说中国公司给当地员工待遇不高，这个问题也要客观地看。中国在非大企业在这方面做得比较规范，遵守当地劳动法，遵守最低工资标准的有关规定。可能也有小的中国公司的做法不规范，这种现象也是存在的，但不是主流。中国企业当地员工工资不如西方企业当地员工工资高，这也是国情决定的，因为中国企业自己员工的工资就不如西方企业自己员工的工资高。有些情况下，中国在非洲企业付给当地员工工资，甚至高于我们国内的同行业工人工资，比如你们刚才提到的赞比亚中资企业当地员工闹罢工要求涨工资的事情。中国在赞企业当地员工工资加上各种福利，有300多万克瓦查(当地货币)，相当于700到800美元，他们要求再增加200万克瓦查，就相当于增加约400美元。700到800美元相当于4500到5000元人民币。在中国最发达城市上海最低工资标准是1100多元人民币，在上海广州这种东部发达城市的建筑工人一般工资也就是2000多块钱，制造业企业工人工资也就2000到3000。4000多块钱月工资是什么概念，这是中国普通白领的工资，如果再增加400美元工资，那就跟我挣得一样多了。这就是赞比亚当地一个矿工的工资，你说这现实吗？提高劳工待遇，在世界各地都是天经地义的，占据了道义制高点，但是任何一个国家政府都要考虑到本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现实国情，不能超越现实，否则会吓跑投资者，无法实现经济发展。在一些非洲国家，劳工法制定得非常严格，甚至照抄西方国家。在这样的劳工法下，企业是不敢招收员工的，包括西方国家的企业，不敢轻易招收，招了就解雇不了。
记者：您能否跟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论坛机制？它是一个开发银行还是资金管理部门？据我所知它已经有10年的历史了，是不是中国所有对非合作，包括中国与北非的合作都是通过中非合作论坛来实施的？
卢：中非合作论坛是中国和50个成员国共同参与的对话和合作机制。从组织机构上说，论坛包括部长级会议，而且是双部长，由各国外交部长和负责国际合作的部长共同参加，每三年召开一次。还有高官会，在两届部长级会议中间的一年召开，过两天我就要去杭州主持这个会议。还有论坛中方后续行动委员会秘书处同非洲国家驻华使团的磋商会，每年至少召开两三次。这三级会议既是论坛决策机构，又是论坛后续行动的监督和评估机构。我们在每届部长级会议上，制订今后三年中非合作大政方针，并发表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每届部长级会议之后，高官会和中方后续委秘书处同非洲使团磋商会以及下一届部长级会议，都会对上一届部长级会议决议的落实情况进行评估和审议，这个组织架构是非常精干、高效和严密的。
中非双方在论坛这个框架内共同探讨如何搞好合作，为双方交流提供了平台和政策导向。论坛从建立到现在一共举行了四届部长会，中国政府在每届会议上都针对非洲国家的需求和经济发展优先目标提出一些务实合作的举措(卢简要介绍了历届部长会举措及落实情况，此处略)，可以看出，每届论坛对中非合作规划是非常明确的，现在中非合作基本上就在这个大的框架里做，但具体到每个国家，具体项目是不同的，根据不同国家的需要来决定。有这样的框架，对中非合作的好处是给双方设定了目标，设定了时限，到时候就要落实、兑现。年复一年、一届复一届，中非合作的成果就不断增多，积累起来了。中非合作的成果是可以量化的，不是光说说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