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鬼团伙”
整体高效运作
身为首都机场工作人员的12名涉罪被告人，其工作及职务有北京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工人、航空安保公司通道班副班长、通道警卫员、飞行区航空器监护员、国航地面服务部工作人员、国航货运公司运营基地司机、国航站坪运行中心摆渡车司机。这些涉罪嫌犯在协助偷渡的过程中表现“抢眼”。
据办案人员分析，2007年12月28日发生在CA991航班舷梯下的偷渡案，体现出偷渡团伙“周密协作、精确配合、指挥缜密”的惊人特点。
在T3航站楼建成前，T2航站楼拥有近机位35个，远机位120个。国际航班停靠近机位还是远机位，只能提前两小时获知。因此，及时搞清偷渡者所需搭乘的国际航班停靠何处，极为关键。而能获得如此重要信息的人，只能是机场内部可以接触到这一信息的工作人员。
另一个关键点是，要即时观察有无检查人员把守在特定的国际航班舷梯下。涉案人员采用了“双保险”的方法：有“内鬼”驾驶机场专用车在准备偷渡登机的国际航班周围游动巡查，还有“内鬼”站在航站楼内最恰当的位置即时观察了望。
一次，外国“托儿”抵达机场准备“调包”，因突然发现有检查人员出现，“内鬼”指挥者毫不犹豫地撤销了偷渡计划。还有一次，4个外国“托儿”在登机前未能与偷渡者准确接洽，只好登机飞出中国国境，在国外机场睡了一夜后乘次日航班返回———这是偷渡组织者一次不大不小的“失手”。
为确保偷渡成功，12名涉案机场工作人员伪造登机牌和机场工作证件，提供机场工作制服，引领偷渡者通过专用电梯进入停机坪，驾驶机场专用车的司机接应偷渡者在偏僻处等待指示，场内巡查和近处观察者注视侦探检查人员的位置及动态，再及时汇报偷渡指挥者。如果偷渡条件成熟，载有偷渡者的机场专用车辆就跟随在载有国际航班乘客的摆渡车后面。一般情况下，摆渡车司机停车后只打开面向舷梯一侧的3个车门，但为了给偷渡者趁乱与外国“托儿”换登机牌提供机会，被买通的摆渡车司机会开启两侧的6个车门……
暴利驱动
不惜铤而走险
在如此巧妙的运作之下，“内鬼”们成功将13人偷运出境，直至2007年12月28日———那天，担任巡查的两拨“内鬼”大意，未发现CA991国际航班舷梯下站有检查人员，使得4名偷渡者被当场擒获。
警方获知：该案4名偷渡者均为福建人，经“蛇头”安排，打算乘坐2007年12月28日飞往温哥华的CA991航班。每人事先已交给“蛇头”50万元左右的偷渡费。
同是CA991航班，早在2006年2月3日那次被发现涉嫌偷渡的两名女子也向警方交待，如果偷渡成功，她们每人需向“蛇头”交纳约3万元美金。
仅从上述两案看，偷渡境外费用巨大，而这正是“蛇头”活跃异常的原因。
2009年2月10日上午，记者在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旁听席上，听到一名涉嫌偷渡组织者的坦白：
“成功偷运一人，‘蛇头’给我十几万元，我扣下4万，其余分给具体分工者。每干成一次，分得最少的人也可以获利2000元。”
在涉嫌犯罪的首都机场12名工作人员中，年龄在20岁到30岁之间的有6人，30岁以上的有6人，其中最大年龄者39岁，最小的仅有20岁。
偷渡利润的分赃对这伙涉罪人员曾产生过巨大影响。
一次，“蛇头”为犒劳“有功之臣”，出钱请多名参与偷渡的机场人员带家属赴深圳游玩。酒酣耳热之际，“蛇头”透露了发给组织者的钱数，引起众人不满，大家都认为自己分得少，被组织者“黑”了，于是便有了踢开曾经的组织者、重组人马另起炉灶的疯狂……
机场工作人员协助偷渡案呈高发态势
2008年2月，首都机场T3航站楼投入运营，首都机场由此成为亚洲首个拥有3座航站楼、3条跑道、双塔台同时运行、年设计旅客吞吐量达到8200万人次的超大型现代化机场。
有分析称，在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世界范围内的偷渡与反偷渡现象正在出现明显变化：
一些发达国家因经济衰退，加大了对非法居留人员的清查力度，被遣返回国的中国偷渡客逐渐增多；中国经济环境较为稳定，致使一些不发达国家的外国人热衷于到中国寻求发展，外国人非法出入境的偷渡案也有所增多。
来自北京边检总站的统计数据表明：首都机场工作人员协助偷渡案呈高发态势，仅2005年全年，首都机场共查获偷渡人员945人次，其中查获机场员工提供线索协助偷渡22人。
尽管有负责人表示，“要动用各种手段防范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但自2006年2月3日至2007年12月28日期间，首都机场内部工作人员参与偷渡的案件仍在不断发生。对有着“第一国门”之称的首都机场来说，可谓警钟震耳：相关制度为何没能及时阻止和防范犯罪的发生，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