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医疗“等候面包长队”就是死亡之地。当病人得以见到专科医生时，他的情况已经发展到不可救治，这样的事经常发生。转介错失也经常发生。官僚体系造就了无精打采的雇员，漠不关心，拒绝更多付出，不为失败负责。
假如你遇到紧急情况，你会到一家苏式规模的庞大医院的急诊室。Frank教授盛赞这些巨大设施提供了“规模经济”。斯德哥尔摩有两家庞大的医院。2004年它们被一家著名咨询公司合并成一家。“合并”肯定是失败的，所以多年来讨论再次把它们分开。
急诊室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体验。除非你呼吸困难或大出血，你应该等上5-7个小时就能见到医生。你只能在工作日及办公时间到达，才能期望这个“高”水准的服务。非办公时间或周末，情况更糟。医生主要忙于为中央医疗当局填写表格，在小方格中胡乱涂划代码，报告已提供的服务，而不是去探视病人。曾经报道过病人能迅速见到医生的情况，但这样的例子极为罕见。
在六、七、八月份以外，计划好任何你想要有的主要健康问题是重要的。因为在夏季，医院实际上处于瘫痪休假的状态。
由于缺少利润驱动，免费服务不仅糟，而且贵。一家主要银行(瑞典银行)最近发表一份报告，证实每个带薪者将70%的收入交给政府，包括从薪水中无形扣下的大笔钱。由于随着时间推移，免费体系越来越昂贵，无法用不断增长的税收来补偿，每年都把更多情况列入“非-威胁-生命”，因此不再予以包含。
在中央计划失败的最后阶段，计划者只好放弃。他们想要从整个事态中脱身，决定“私有化”这个服务。实际上，这意味着他们卸下医院这个负担，贱价出售给关系良好的“企业家”。计划者将自己转变成质量监管者及担保人。这造就了一个高度保护的“市场”，那里的“企业家”只被要求提供“政府质量”的服务，而依照政府做同样事情所需成本决定的价格。明显这里制造的永久价差如此巨大，以致于你能驾着救护车穿过，并且没有竞争能阻止之。
这就是不仅见于医疗，而且在所有伪私有化及严重管制的产业如教育、药房、养老的通常模式。
当人们发现巨大利润被转移到避税港，他们紧急要求医疗利润非法化而政府应国有化这个产业。于是我们兜了个圈又回到原点。
这个过程在瑞典显而易见，在这个国家各政治派别及新闻权威当中有广泛一致，从医疗中尤其从税收基金上获取利润，是不道德的，应予非法化。届时很可能会为这个目标而立法。
瑞典的私人医疗市场萎缩，且少有人能承受，因为他们已经为所有“免费”之物支付了几乎70%的税收。然而政客拥有私人医疗，自然由纳税人支付。显然，他们是如此特殊，为别人设计的医疗体系，对他们自己不够好。
当我搬到美国，我家庭的健康保险花了三个月才开始生效。期间我的一位家人折了腿。我们在半小时距离外找到一家“五分钟诊所”，给腿拍X光片，扶正和打石膏，没有等待时间——花了200美金。这样的服务在瑞典不存在。这就是市场尚未完全被政府所摧毁时，能够造就负担得起的高质量服务的例子。
美国保险基础之上的医疗如此之贵，是因为它被过度管制，并且因为与同样管制的保险业有法律关联。两者都凭借管制免受竞争。奥巴马医保计划将会使它们更加昴贵、官僚主义及难以获得。修复美国医疗的方式是切割中央计划及管制，而不是成堆地移植中央计划及管制。
我能预见(并生活在)美国医疗的未来，它绝不可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