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目前生活在美国的瑞典人，对瑞典医保有切身体验的我，对于Robert H. Frank教授在他6月15日《纽约时报》题为《关于奥巴马医保瑞典人能教会我们什么》的文章中宣传的错觉，必须作出回应。
读到这些来自经济学教授，却与基本经济学理论不符的东西，真是令人吃惊。但对于Frank教授而言，把理论放在一边，只要就近对公共急诊室开展一次实地考察，就足以将他的错觉无可挽回地粉碎。事实上，瑞典医保是中央计划悲剧的完美说明，既昂贵——更糟的是——还让无辜者送命。
作为建设“人民之家”(Folkhemmet)社会民主计划的一部分，免费全民医保在50年代推行。这个宏伟抱负还包括全面的免费教育，为穷人提供现代住宅，强制政府养老计划，等等。暂且同意疑罪从无，假定计划支持者拥有良好的意图，而通常这些良好意图，铺平了通往地狱终点的道路。
没过多久，到目前，甚至路边找一个人都知道，这个计划在每一个方面都已经成为灾难。他也许不能把这些情况联系起来，但他能够明白这个体系绝不像宣传的那样可行，并且正在迅速恶化之中。
在这个乌托邦计划开始之前，瑞典拥有文明世界中绝对最低的某些税收，不必惊讶，在生活水准方面位居前列。这个计划将瑞典变成一个全球第二高税率(丹麦更高)、长期通胀和稳步衰退的国家。
关于医疗保健在经济学上没有任何神秘可言——它只是一项服务。像其他服务一样，能够在自由市场上以可承受的价格及不断改善的质量充分地提供。但也像其他任何服务一样，当中央计划者将手伸向它时，就会发生故障。宣称医疗当中的问题是由于“市场失灵”，就如同在说苏联的面包生产存在市场失灵。
让我们看一看，由瑞典政府(也就是由纳税人)免费提供医疗保健之后发生了什么。注意同样的经济法则及激励，也适用于政府决定接管及免费提供的任何服务。同样的法则也差别甚微地适用于奥巴马医保。
最初在瑞典，免费医疗被认为只是供给穷人。对那些喜欢原有医疗提供者的人并无影响。但当政府突然提供免费的替代选择，许多人为获取免费商品，舍弃他们的私人医疗业者。公共体系强行扩张之下，私人医生失去病人。他们要么被迫被公共体系雇佣，要么放弃职业。最终形成单一的公共医疗巨无霸。我们能在它的运作当中发现Frank教授所称的规模经济吗?或许吧。考虑到管理这个体系的官僚机构不可避免的增长，即使规模经济存在，也会被其成本及低效所抵销。
在瑞典，这样的结果显而易见。只有极少数的私人业者留存。除了他们，大部分都成为国家保障体系的一部分。宠大的官僚机构已经架设起来，以实施对公共医疗及伪私人医疗的所有必要中央计划。
当瑞典人每四年一次投票时，他们对三个层次的政府投票：国家、省(landsting)及市政府。省政府是一个中等水平地区性政府，有20个这样的省政府。省政府几乎完全致力于经营公共医疗。它们总是缺乏资金，常常入不敷出。
对于自由市场体系的优势，我相信尊敬的Frank教授耳熟能详，在于供求共同形成价格。价格对从业者发号施令，告诉他们病人最为急需及最高评价的是什么。假如对心脏手术的需求突然提升，其他条件不变，服务的价格也提升。业者会被提升的价格驱使到能获取更高利润的领域。更多的医生愿意提供心脏手术，实施心脏手术的能力提升，增长需求得到满足，价格又会回落。某些人抗议和认为，对于医生而言最大化利润，依靠人们的健康问题丰衣足食是不道德的。但是与靠人们的饥肠辘辘来赚钱的农夫相比，又有何不道德?
因此，自由市场体系系统地分配和指派产能(“供给”)，以迅速满足病人的需要(“需求”)。由于竞争，对于追求更低价格及更高质量，总有额外的利益。这个法则对医疗服务，和对手机或园艺服务都是同样正确的。
公共医疗体系的官僚机构，无法使用市价去分配资源。它必须采用其他手段。首先，它试图根据估计的需求计划，试图猜测骨折、心脏手术、肾移植来年的数量。这些估计一定总是错误的，造成某些领域的短缺，其他领域的过剩——同样的——转化成人道灾难及经济浪费。
没有利润驱动，就没有适应实际情况的动力，无法将昂贵设备利用到最优产能，提高服务水准，或优雅地对待病人。所有变化都必须由在上的计划者依靠命令推动。医生及护士灰心沮丧，因为不能自由地发挥技艺至最佳能力，尽其所能地帮助病人，许多最好的医生选择改行。
虽不大可能给出数字，但瑞典的医学职业技能水平明显低于美国。这能从多层面发现，从医生甚至到学生。一位美国医科学生和我的朋友在一家主要瑞典医院呆了一年。当他察觉到学生们从未在手术室花费额外的时间，他感到震惊;那里没有成为最优秀的动力。当然有热心人无悔地挚爱自己的工作，业务出类拔萃，但这个体系不利于这样的态度。
计划总是失败。计划者开始意识到市场的优越，但他们没有放弃。他们宁可试图去模仿市场，使用“新公共管理”这样时髦的技术、代金券制度或医疗交易所。这些解决办法的结果，通常比完全的计划甚至更具毁灭性。为使系统运转，他们不得不将每个医疗情况简化成代码，每个病人简化成ID号，每个步骤简化成计划(武断的)成本及收入数字。
一家主要报纸最近披露，医生被要求根据病人成为未来纳税人的价值，来区分优先次序。老年人自然具有低的未来纳税人价值，所以他们在机器当中自然成为低优先等级，更不可能得到合适的治疗。在一个私人医疗体系中，你能够决定自己的优先等级，例如，你可以出售自己的房屋，将收入花在恢复健康上。在一个社会主义体系中，其他人为你设定优先等级。
正如我们所知，每一个“计划者-导致”的活动引起五个匹敌对立和始料不及的反应，每一个又将遭遇更多的“计划者-导致”的活动。最后以像瑞典这样的残破体系而告终，那里的服务是“免费的”，却难以得到。
在瑞典，对于非急救病例而言，你必须到公共“医疗中心”。对从普通流感到脑瘤的任何病症，这里永远是起点。你必须根据你的医疗服务区去指定中心。接诊只有通过预约。这些中心每早通常有30分钟的窗口，这时你可申请其中一个预算空缺。要确定提早申请，否则就轮不到你。同一天你很难得到约诊。你被分派给一个全科医师，也许你以前从未遇见;很可能是个连流利瑞典语都说不好的外乡人;极可能是一个痛恨自己工作的家伙。假如你情况严重，你会踏上转介专科医生之路。这个过程会耗费数月。与Frank教授所认为的相反，这并非该体系的“特色”，以保证最大化的产能利用。这是中央计划不可避免的特色，类似于苏联等候面包的长队，没有人称其为“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