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没有全球危机不等于没有局部风险。资本流出的提前调整不会带来突发的资本流出引发危机，这是对于那些国际收支基本平衡的国家和地区而言的。对于那些存在巨大经常账户赤字，必须依靠资本账户顺差以达到国际收支平衡的国家，那就另当别论了。比如，印度自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常账户逆差大幅增长，资本流入成为维持近年收支平衡的重要因素。因此，如果印度不能在QE退出之前这段震荡期把不平衡的经济结构调整过来，平衡收支的资本流入大多是“热钱”性质而非直接投资就会持续流出，对结构调整的负面效应将会推波助澜百害而无一利。若在QE退出的时候结构没有完成调整，则资本继续呈净流出态势，卢比会进一步贬值同时加剧经济的不平衡，印度将面临爆发经济危机的高风险。实际上，印度尼西亚和其他经常账户高逆差的经济体都面临同样的风险。QE退出有引发局部危机的可能。
就现在的情形而言，笔者认为，中国经济应该不会像2008年那样陷于“被”危机的窘境。首先，国内一致保持对热钱流入的审慎态度，资本不允许完全自由流动，由此形成了一道防火墙，使QE释放过剩流动性对中国的流入规模相对保持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因此，QE退出导致的热钱流出规模还不至于撼动经济，也不至于引发证券市场的恐慌。其次，中国一直是贸易顺差国。虽然近几年受全球危机的冲击以及因为经济结构的主动调整的缘故，贸易顺差有所收窄但仍保持在占GDP3%的左右的合理水平上，不存在需要资本流入以平衡国际收支的担心。其三，热钱流出规模与中国的巨大外汇储备相比，不是一个数量级。因而，中国因为美国QE退出引发热钱流出而“被”危机应是小概率事件。
当然，小概率事件的估计绝不等于不需要保持一份危机意识。在全球化的世界经济格局下，危机有传递效应。假如印度爆发危机，我国对印度的贸易，对印度的投资都会传导到国内的相关企业和机构的损益上，进而反映在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上。我国与巴西、印尼、南非等面临QE退出高风险的新兴市场国家都有越来越密切的贸易投资往来。在QE退出渐行渐进的形势下，密切关注国际贸易形势和投资环境变化以及对我国经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制定相应的保护性应急措施仍是非常必要的。另外，QE退出最直接的影响是国际金融环境、金融生态、金融资本的流动的不稳定。如何在开放与风险防范之间找到平衡，防止国际国内金融不稳定的叠加效应，也是对我国金融政策和金融战略的考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