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钱塘江以南沿海地区，儒家价值保存得最为完好，温州就在这个区域中。在儒家价值熏陶下，人们的精神即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就是温州人创新精神、企业家精神的文化源泉。更为重要的是，儒家价值创造和维护着一个较为健全的社会秩序。因此，温州人之间有较高程度的信任。由于这种信任，温州人之间的交易成本非常低廉。温州人的集体合作精神，在商业领域中有十分引人注目的表现。儒家价值也让一些企业家具有君子精神，他们愿意与别人分享成功，愿意义务地承担公共事务。
在一定程度上，温州过去30年处于形成过程中的社会秩序，是我正在构想的“钱塘江以南儒家式现代社会秩序”的一个标本性雏形。
但现在，这个雏形已面临危机。问题出在，即便是温州人自己，不论是企业家，还是地方政府，都没有意识到温州经济奇迹背后复杂的文化、社会因素。地方政府为了追求政绩，而可能在有意、无意地破坏这些因素，那些聪明、刚健的企业家们同样缺乏对自我的清醒、准确认识，因而没有按照温州价值、温州社会结构内在固有的方向寻求发展，而是随波逐流，卷入投机经济的浪潮中。而一旦卷入这样的经济游戏中，温州企业家将不再具有任何优势，也将侵蚀乃至摧毁温州既有的价值和社会结构，从而令温州与其他地方一样，成为富裕的荒漠。
最麻烦的是，由于缺乏敏锐的自我认知，温州企业家无意识地消耗温州秩序的价值、社会资本，而没进行价值与社会资本的再生产，温州秩序随着财富的增长反而松动、衰微。
我希望，温州企业家和社会精英面对本次危机，能够形成一个更为准确的自我意识，更为自觉地沿着温州秩序的方向进行探索。温州人的财富源于温州秩序，现在，温州人需要重回温州秩序，并且深化、扩展温州秩序。在此过程中，温州人也就可以找到温州经济增长的方向。
企业家不仅是财富的创造者，更是价值的承载者，是社会活动的主体，是秩序的缔造与维护者。如果从这个角度思考，那么，温州人不难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比如，增加本地基础设施投入，增加社会建设投入，改进公共生活品质。同时，进行文化建设，恢复和传播儒家价值观念等等。
也就是说，应当有一部分企业家转型为社会活动家，用已经积累的财富支持文化事业。这样的活动，同样需要温州人身上充沛的企业家精神。这些活动产出财富的效率也许不高，但它们可以塑造温州秩序，可以大大提高温州人的幸福感。而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不正在于此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