抱团相当集中地体现在资金整合上。在温州常能看到，几家抵押不足、规模小、信用评级难度大的小企业，组成“生意圈联保”、“老乡联保”和“同行联保”，互相担保向银行申请贷款，共同获利共担风险。这种拆借模式，可视为温州“熟人社会”的一个特点，它多在一个个相连的亲朋圈、生意圈之内运作，规模大小不一；而到了温州以外的地区，又演化成为高度的“地域认同”，彼此都是温州人，虽素不相识亦可成事。
正是这样的历史背景与地域文化，使得一直以来温州民间借贷经久不衰。
崩塌的民间信用
然而，愈演愈烈的老板跑路潮让温州自发形成的民间借贷信用遭受考验，并最终酿成一场严重的信用危机，由个人、钱庄、企业、官员、正规担保公司、银行所构筑的资金链条，正在逐环断裂。
黄宗淼是温州本地人，经营着一家化妆品代理公司。2010年5月，老同学向黄宗淼借钱100万元，月息1分5，借期一年。2011年5月，黄宗淼向同学要钱，同学才承认把钱转借给了民间借贷机构，但那家机构的负责人跑路了。
2011年11月份，黄宗淼终于拿回100万元本金。当问到以后还会不会借钱给别人，黄思考了一下：“如果是亲人们买房子、结婚、治病，就可以借；但如果是转借给别人，那肯定是不会了。”
黄宗淼的这种情绪并不孤立，在龙湾经营不锈钢制品企业的李先生也心有余悸。2011年9月，李借了几十万元给亲戚，后者将钱全都借给了民间借贷机构，结果，民间借贷机构的老板突然消失了，李先生的亲戚也消失了。
“不是现在才有这种现象，以往已经出现过，但是现在更为严重。”温州经济学会会长马津龙的解读是，以往只限于亲朋好友之间的民间借贷呈扩大化趋势，导致风险无法控制。“亲朋好友之间还讲究面子，而借贷网延伸到外界之后，彼此陌生的个体之间，这种道德上的约束等同于无。”
那么，现在还有人往外借钱吗？《浙商》记者对十余位企业主进行的调查显示答案基本一致：借钱可以，得是比较亲近的，而且还要立字据，要知道钱的去向，并且要有抵押。
“如果知道借钱的人与高利贷有染，那就坚决不借。”一位王姓企业主表示。
“以前都是企业互保，彼此拍脑袋就决定了，现在企业就担心自己被拖垮。即使朋友、兄弟间都会怀疑。”温州市担保行业协会会长郭炳钞说。
“现在的温州真是内忧外困。”谈及信用危机，温州洪城电子的总经理杨贵说，以前外地供货商对温州企业都很信任，货到付款，或者推迟一段时间结算都没问题，而现在，很多供货商的要求是款到付货，而且要全款。
影响甚至已经扩大化，社会普遍失信现象也给广大企业带来了非常大的危害。据一份数据显示，89．3％的企业受到不信守合同的伤害，但也有87．3％的企业有明显的违约失信记录。
重塑现代信用体系
温州信用之殇，需时间来抚平创口，尤其信用、信心之重建，期待“速效药”并不现实。宏观政策的制定与执行，中小企业发展的空间与潜力，将从根本上左右温州信用体系的恢复水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在不久前由《浙商》杂志承办的中国区域金融发展高峰论坛上提出，温州信用体系应以此为契机告别“熟人社会”的民间信用，建立“现代信用体系”。李扬认为，温州的民间金融信用已经崩塌，建立法治化的现代信用体系是温州经济、温州模式的唯一出路。
但企业该如何自救？
马津龙认为，最好的办法还是修炼内功。“就企业方面来讲，目前我国企业无论是在立信(建立自身信用、诚信经营、提高融资能力)，还是在征信(征集他人信用、防范外部风险)方面都存在许多问题，有些问题还相当严重。”
这一看法，得到温州市委党校教授诸葛隽的赞同，在她看来，温州人应该吸取更多教训。
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官员表示，温州既有商业精神中最先进的基因，也有传统文化中最落后的劣根。此次债务危机以及业主跑路事件，是对温州长期以来推崇的“熟人社会”规则的一种否定。在他看来，“熟人社会”模式已经严重阻碍了温州的现代化进程和经济发展，温州必须在陌生人社会中谋求现代诚信的建立。他认为，这才是信用恢复与重建的根本。
温州企业家应重归温州秩序
温州人的财富源于温州秩序，现在，温州人需要重回温州秩序，并且深化、扩展温州秩序。
文 │ 秋风
今天，温州经济正在遭遇巨大的麻烦。也许，走出单纯经济维度的温州模式，从综合性秩序的框架内思考温州，是温州摆脱困境的一个出路。
从全国范围来看，温州经济体系的市场经济程度是最高的。唯有温州，完全是私人草根经济，一个个农民企业家白手起家，不依靠任何权力，纯粹靠企业家精神，创造出了令人炫目的财富。
但是，过去10年来，温州模式似乎进入成长的烦恼期。投机性活动也极大地改变了温州企业家群体的心态。在过去几年投机色彩甚浓的经济气氛中，温州企业家也是人心浮动，其经济活动也趋向于投机化，实业精神受到冲击。也许，这才是温州模式最严重的危机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