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仲裁制度与英国不同。我国实行机构仲裁，即当事人需要在仲裁机构提供的仲裁员名单中进行选择。从现实情况看，大多数海事仲裁员都是律师，而解决海事纠纷有时更需要技术知识而不是法律知识。而伦敦承认临时仲裁，即只要符合一定资质的人，都可以被当事人选作仲裁员。这些人可以是律师，也可以是航运经纪人、验船师，有很大的自由性。
“要改变法律需要经过很多步骤，但可以做一些改进。比如，在指定的仲裁员名单中，增加人数，并吸收律师之外的专业人士参与。尽量提高当事人选择仲裁员的自由度，以此增加国内仲裁的吸引力。”刘巽良建议。
同时，专家认为，司法层面也要做一些调整。我国当前实行的《仲裁法》是1994年通过的，其中规定合同上写明仲裁机构名称才是有效的。但按照国际惯例，合同上仅注明仲裁地点。“这就造成很多约定在上海仲裁的案件，我们不敢接，因为很可能是无效的。可以由地方司法机构出台司法解释，明确仲裁地点的有效性，这样可以有效增加在国内仲裁的海事案件。”蔡鸿达建议。
此外，“需制定主体是中国法律的造船合同，这是一项基础工作。现在已经推进，还需要更多地获得市场的认可。”蔡鸿达说。
去香港新加坡仲裁是个选择
□王英波
中国的海事仲裁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已经积累了丰富经验，拥有很多包括外国专家在内的海商海事专家，在国际海事仲裁领域有比较大影响。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海事仲裁的中心依然在伦敦。
首先，英国是老牌的航运强国，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完备的航运法律体系，拥有很多可供参考的案例和专家群体，其影响仍然很大。
第二，英国的判例法在英联邦国家实行，涉及这些国家的合同时，外方几乎无一例外坚持适用英国法，在英国仲裁。对中国企业而言，合同中适用英国法、在英国仲裁，意味着除了差旅等费用外，必须在聘请国内律师的同时，还要聘请英国律师，而英国律师的费用普遍比国内律师费高，且按小时计费(有时复杂案件可能同时几个律师计费)，有的案件旷日持久，一拖可能很多年，律师费是很大开支。很多案件其实打到最后就是拼财力，国内财力不足的企业有理无钱难免不利的结局。我们在工作中，也经常建议国内企业订立适用中国法律在中国仲裁的条款，但是通常都被外方拒绝，国内企业为了做成生意，也只好同意。
第三，海商海事业务通常都是格式合同，早已拟好的法律适用和仲裁条款根本不容中国当事人提出修改意见。这些条款依据其适用的法律判断其效力。因此，中国合同法关于对格式条款效力的限制规定不适用，无可奈何。
第四，仲裁法需要修改。关于仲裁条款效力的规定过于严格，使很多仲裁条款归于无效，使得中国仲裁机构失去管辖权。
第五，国外当事人对在中国仲裁心存疑虑，他们眼里中国法制不健全，专家也没有英国多，是远不能与英国相比的。这里有误解，也有我们的现实情况。
第六，合同适用哪国法律，在哪里仲裁，归根到底是合同当事人谈判实力的较量，甚至是国力的较量。
第七，仲裁结果输或赢与地点没直接联系，但是在境外仲裁确实对中国企业比较被动。建议国内企业在合同中争取适用中国法律，在中国仲裁。如果对方不同意，也要坚持适用中国香港法律到香港仲裁，很多外方能接受，适用新加坡法律并到新加坡仲裁也是一个选择。我们曾经代理客户在伦敦、巴黎、苏黎世等地仲裁，这些地点确实有很有名的专家，但是费用也确实不菲。如果企业不得不到境外仲裁，在财力允许情况下，建议指定当地的著名专家做仲裁员，找经验丰富的律师代理案件，做到输赢心里明白。如果财力不允许，可考虑和解。
(作者为大成律师事务所律师、高级合伙人，中国海事仲裁委员会仲裁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