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 茅于轼(资料图)
近一个多月来,北京的出租车越来越难打。我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出租车定价太低,造成供不应求。
我曾在我的微博上提出出租车涨价的建议,但是遭到绝大多数人的反对。其主要理由是,要增加出租车司机的收入,应该减少给出租车公司交的“份子钱”。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其实是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混为一谈。司机交多少管理费是合理的,这个问题应该留给市场去解决。只要取消了出租车行业的垄断,通过出租车公司间的竞争,“份子钱”自然回归合理。而出租车的价格该不该涨,要看行业的供求是否均衡。供不应求自然应该涨价。这是经济学铁的规律。关于行业垄断的问题谈了多年,没有进展。我们不能眼看由于价格的不合理,既损害了出租车司机(实际收入降低),又损害了打车的客人(叫不着出租车),得出一个两败俱伤的结果。何况拿北京的出租车价格和其他大城市(上海、广州、深圳)的价格比较,北京的价格是最低的。反对涨价是违反经济学道理的。一般百姓看问题总容易从自身利害来判断,那肯定会有片面性。还有一种反对涨价的理由是,让政府增加燃油补贴来帮助出租车司机,缓解收入减少的问题。过去北京市政府多次用给司机燃油补贴的方法来避免涨价。我认为这也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拿全体纳税人的税金来补贴司机,以避免涨价,实际上是补贴了坐出租车的人。这是什么理由?难道打车的人是最贫困的人,应该享受政府补贴吗?普通老百姓迷恋于政府补贴,不懂得政府的钱就是自己的钱。拿自己的钱来补贴自己有什么好处?只不过鼓励了一些好钻空子的人得了便宜,比如经济适用房也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定价低了压制了供给,这个行业将因缺乏供给而趋于消亡,就像现在的北京出租车。定价高了会赶走消费者,市场也将趋于萧条。所以政府定价一定要跟随市场。当然最好是由市场来定价,免得政府操心。可是总有一些行业不得不由政府来定价,像出租车行业就是一例。
出租车公司根本不值得政府部门如此留恋,留着它更容易让人联想到权力寻租、权钱交易、行贿受贿这样的字眼,因为出租车公司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且轻轻松松挣大钱,所依恃的无非是一个出租车特许运营权
最近,北京出租车拒载与“打车难”问题引起媒体广泛关注,原因据说是司机挑活儿,不愿跑拥堵路段,怕多耗费价格较高的汽油得不偿失。其实在此之前,已有多地出租车司机罢运,起因无非是油价高、份儿钱多等,司机起早贪黑辛苦万分,挣的钱差不多都上交给了出租车公司,自己所剩无几。
面对出租车拒载及其他抗议举动,地方政府的对策要么是用财政的钱给予油价补贴,要么就提高起步价或公里运价甚至加收燃油费,说到底不是慷国家之慨,就是直接增加乘客负担,却没有触及问题的核心,即已失去存在的必要性并成为影响出租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毒瘤——出租车公司。
其实,出租车行业本来很容易赚钱,根本用不着财政补贴和涨价。之所以出现目前乘客不满意、司机怨声载道的棘手局面,与政府不果断出手裁撤出租车公司不无关系。有报道说杭州出租车司机一天毛收入约500元,其中交给公司份子钱220元,油费200元,司机只剩80元左右,每月收入不到3000元,而出租车公司一个月竟得到六七千元。媒体还谈到上海一辆出租车运营4~5年,出租车公司获取的毛利润高达40万~50万元,而出租车购价都在10万元以内,也就是说,用于购买出租车的成本一年时间就能赚回来。这当中多大的暴利空间啊,说“一本万利”都不为过!
设想一下:撤了出租车公司,把其所得暴利“补贴”给司机与乘客,将会怎样?司机可以多得一些,收入提高到合理水平,心情愉快,高高兴兴为乘客服务。政府通过限定最高价的形式,把出租车价格压下来,吸引更多人打车,而乘坐出租车的人多了,开私家车的人相应就会少一些,对缓解交通拥堵、改善空气质量都有好处。有专家研究表明,每增加一辆出租车,可以减少十多辆私家车。大家一想就明白的道理:出租车多了,肯定比私家车多了要好得多。
不少私家车主其实是不得已而为之,购车费、各种官方收取的税费,还有停车费、汽油费、保险费、修理费,再加上折旧费,每年的支出不是一个小数目,平均每月两千元以上,还得忍受尾号限行、难找停车位等折磨。如果出租车成了“准公交”,打车方便,价格够低,很多人就不会买车。
从城市公共交通的角度来看,2010年北京市财政补贴公交地铁135亿元以维持低票价,还不是为了吸引更多市民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如果出租车载客量大量提升,又不用财政补贴,司机和乘客都高兴,何乐而不为呢?
让人想不通的是,撤掉出租车公司却成了大难事。一个担心无非是运输管理人员数量有限,难以面对那么多出租车司机。其实这种担心纯属多余,因为现在的社会管理,哪里用得着事无巨细,就连出租车公司对司机的管理,也无非是开个会强调一下职业道德,有了乘客投诉处理一下。真要公开透明、法纪严明、执法必严、违规必纠的话,出租车司机自会自我约束,这与有没有出租车公司关系不大。事实上,很多出租车公司跟司机的关系,除了“份儿钱”之外,根本谈不上有什么服务与管理。
因此,出租车公司根本不值得政府部门如此留恋,留着它更容易让人联想到权力寻租、权钱交易、行贿受贿这样的字眼,因为出租车公司之所以能够存在并且轻轻松松挣大钱,所依恃的无非是一个出租车特许运营权。所以,从廉政建设的角度来说,撤销出租车公司,还可以减少腐败的机会。
近几天,京城“打车难”成为众矢之的,民众焦灼之态在媒体上皆有报道,连《人民日报》和央视都按捺不住寂寞,高调质问“打车难究竟难在哪”。24日,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报道,北京人对“打不着车”正在从抱怨开始变得有点儿麻木了。
一个新近的背景:今年8月底到10月中旬,北京交通运输部门提出要在“恶劣天气保持良好车况,保持95%以上的出车率”,这一貌似强硬的举措,却遭遇了的哥们的“软抵制”,如重拳打棉包。
搜索相关报道会发现,不仅北京“打车难”,晚高峰、节假日时南京、杭州、郑州等地同样告急。“打车难”与拥堵一样,已成为越来越重的大城市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