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会上，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小玄指出，自2003年开始，在中国经济高增长的情况下，金融支持力度的差异是“国退民进”的根源。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表示，“国退民进”是已经存在的现象和值得担心的问题。
王小鲁担心，目前中国经济改革很有可能走到一个权力和垄断势力结合，追求既得利益、掠夺社会的“官僚化市场模式”，或者是官僚垄断的市场模式。
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也表示，现在的“国进民退”不是个别事件，而是形成了一股潮流。“不是个别企业的行为，甚至是国有企业、中央国企的一个共同行为;不是个别产业，而是普及到很多重要的产业;不仅仅是上游的一些所谓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国家安全的自然垄断产业，而且涉及到很多其他的产业”。
“国企1年少交1万亿地租”
“国进民退”早在2003就已开始发生。
2003年之后，民营企业在竞争性市场的生产力增长幅度开始低于国企。在经济高增长的情况下，金融支持力度的差异，造成了国企和民营企业增长力的差异。
刘小玄是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微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长期以来研究国企改革问题。
她在昨天的研讨会上表示，“国进民退”早在2003就已开始发生，但规模较小。根据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调查的数据库研究，在上世纪90年代、80年代，民营企业的生产力增长明显高于国有企业;但到了2003年之后，民营企业在竞争性市场的生产力增长幅度开始低于国企。在经济高增长的情况下，金融支持力度的差异，造成了国企和民营企业增长力的差异。
刘小玄称，她在研究中发现，如果考虑到银行信贷因素的影响，国有企业跟民营企业在生产力增长上基本上持平，不再具有优势。她举例说：“亏损的山东钢铁能够兼并盈利的日照钢铁，是因为日钢拿不到贷款，日照钢铁在这种情况下被迫接受了兼并;蒙牛也是因为资金链的问题，受到贷款等问题制约，它必须投靠国有企业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刘小玄说：“‘国进民退’的根源就是在金融。如果金融市场是国有垄断，那么‘国进民退’就没法避免。如果金融市场能够放开，我觉得这个问题就会好得多。只有金融能够普惠，才能使穷人得到充分的融资支持，社会才能更公平。”
刘小玄表示，近期把所有规模以上的企业数据做了一个分析，发现同等规模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融资情况，国有企业会享有非常大的融资优势和各种各样的融资优惠，它能用比较低的成本拿到比较多的贷款，而民营企业用比较高的成本拿到比较少的贷款。
在昨天的会议上，刘小玄说：“我做了很多企业的调查，同等规模的民营企业和国有企业同时向银行借贷，有时利率会差了几个点。现在，有的民营企业不愿意干了，是认为现在利率这么高，而产品的利润率竞争又很激烈，但国有企业的贷款利率非常低。由于金融市场的垄断，导致了‘国进民退’的现象，这是必然的结果。”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对刘小玄的说法表示赞同。
他表示：“金融是国家的，民间基本上是禁止的，金融是国企很重要的一个融资优势。实际上，金融有政府的准财政性质。”
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盛洪表示，国有企业不仅得到很多金融支持上的优惠，而且还不交地租。“实际上，国有企业每年没有交的国有土地地租至少超过1万亿”。
为什么民间小企业融资难，贷不到款?它面对的都是中行、建行这样的大银行，它当然贷不到款。
像金融这样的领域，至少是可以形成一定程度的竞争。关键在于，金融市场的门槛是不是定得太高，是不是控制太多，是不是该让人家进来的地方没有让人家进。
刘小玄建议，中国应该加大力度推进金融市场的普惠制，放开金融市场，“至少对扭转对民营企业的歧视”。
对此，张曙光评论说，在民营金融机构的准入上，政府设置的障碍非常大，这造成了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比如，现有的乡镇银行，必须有国有银行发起的比例不低于20%。
他质疑说：“既然是民营银行，为什么不能以民营资本为主，而且(规定)一家不能超过10%。还有就是小额贷款公司，你只贷不存，而且资本金是两个亿，对外融资只能50%，那就是3个亿。其他方面准入的限制也仍然很多。所以，咱们搞成了一个笑话，一方面‘国进民退’;另一方面，政府又出台要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各种政策。”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分析说，对规模以上企业而言，比较大的民企是否仍然在贷款上处于劣势仍需再研究，但规模以下企业目前在信贷上处于劣势是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