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评论员 郭凯
2008年12月24日，世界著名的政治学家、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在美国波士顿辞世，享年81岁。
作为政治学领域里面最具争议性和创造性的人物，亨廷顿的著作丰富了当代社会科学的语言， 给地球上不同地方的人们带来难以回避的思考和质疑，不过他现在可以远离话语的“硝烟”，安静地休息了。
亨廷顿最著名的作品无疑是《文明的冲突？》。亨廷顿令人侧目地提出冷战后将决定和影响世界秩序的，不是意识形态、民主或者政治体制，而是那些更古老的、和自然关系更紧密的各个人类文明；世界冲突，将更多来自于文明的冲突，在世界关系中，民族国家会担当更重要和常规的角色。 事实上，“文明的冲突”这一语辞，最早源自学者伯纳德·路易斯 1990年发表在《大西洋月刊》的一篇文章。亨廷顿的未来冲突模式表明，以后的人们也许不会为了政治、经济利益而发动世界大战，但很可能会团结在不同的文明旗帜下执着地对峙。
亨廷顿的焦虑在美国新保守主义者(例如副总统迪克·切尼)那里得到了共鸣，“9·11”事件发生后，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述更被奉为时代宝典，还有人撰文说，那些中东的原教旨恐怖分子们也曾带着“认可”的态度拜读了亨廷顿的书。然而无论是新保守主义者和仇视西方的人都误读了亨廷顿。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并不是在鼓励文明间的冲突，他只是试图解释文明间的冲突这一事实。他对西方的告诫是不要试图用西方文明去改造非西方文明，他赞同的是文明间的对话、理解与合作，他赞同的是建立在多元文明之上而不是单一文明之上的世界秩序。
在2004年出版的《我们是谁》一本书中，亨廷顿延续了他在文明冲突论中的焦虑，不过这次集中在对美国文化与国民认同上。在其中，他认为现在的美国文化受到挑战，美国人的团结面临威胁，这些挑战和威胁在他看来，主要来自双国籍、流动的跨国商业者、传统宗教社会组织方式的弱化，以及墨西哥移民大量增加和西班牙语言在某些州和国家文化心理上被接受为第二语言。这给不断焦虑的亨廷顿带来了“排外者”恶评。
其实，对中国学界来说，《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无疑是最具影响力的。在这本适度引导了巴西政治转型的书里，亨廷顿认为：在后殖民时代的转型国家里，政治制度的发展落后于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带来的变化是最大的矛盾，它也是对政治秩序的严重挑战；在政治制度发展中，政党制度化是核心内容。为了维持秩序，必须要进行有控制的转型，并且防止过早自由化所带来的被扩大的政治参与要求与落后政治制度的更大矛盾。但批评者认为，被视为“控制下转型”样板的巴西政党体系并不稳定。政党制度化最好的政党也不是在被控制的转型模式下生长的。
有趣的是，《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给亨廷顿带来了麻烦。在两次加入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提名中，当时耶鲁大学的一位数学家瑟知·朗是主要的反对者。朗反对的原因在于亨廷顿在《变化社会的政治秩序》一书里面充满了毫无意义的数学论证，朗说，亨廷顿这样的论证语言，给了读者一种科学的假象，但实际上是没有任何科学实质支撑的假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