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静自称其下水是为了梦想：她想开一家美甲店。几个月前，她报了一个业余美甲学习班。
为了练习，她每隔几天便给自己的指甲涂上漂亮的外装，然后用锉把颜色磨掉。几次下来，指甲磨得生疼。
学习班收费不菲，每月收费4000元，这相当于康静一个半月的收入。于是，她开始在QQ上招揽生意，挣美甲班的学费。
她希望有一天能摆脱这样的生活，“难不成我还干一辈子女工?”。只是那个梦想还很远，眼前美甲班又要收学费了，4000元，相当于至少陪10个客人。
大都市的诱惑与沉重的家庭负担往往是她们“走失”的共同原因。那个网名“爱你一万年”的女孩叫婷婷。她说，她想国庆回家见父母，但没赚到钱不好意思回家，“我只做这一次”。
她在老家有男友，每晚用微信聊得火热，她一直纠结于是否“下水”。
这个矛盾看起来很荒唐，想见男友、想让父母开心，就得出卖自己。
见记者，是她原本计划中的第一单生意。见面时，她羞涩不堪，脸涨得通红。
在劝说下，她最终放弃了下水的想法。第二天，她在QQ上留言：“我回家了。谢谢你。”
流程化交易
小雪并不知道身边的姐妹是否也有人当“厂妹”，她只知道在工厂内，厂妹已不算新鲜话题，时常有女工聊起她某个朋友手头突然阔绰，“她下水了”。
这些大工厂内的兼职女孩，有一套完整的卖春流程。她们先通过QQ群、陌陌、微信摇一摇招揽顾客，然后去工厂外每晚价格30元至80元的小旅馆完成交易。如果不幸中招，工厂门外的医院可以做无痛人流，特价568元……
随之而来的还有诸多的麻烦。小雪说，她每次出来交易时，总要叫一个女孩朋友压阵，“假如碰到性变态，怎么办?碰到不愿意带套的，怎么办?碰到不付钱的，怎么办?”
在上门服务前，她们会要求顾客用酒店座机和手机号打两次电话过来。前者是怕跑空，后者是为了安全。上门后，在服务之前，她会要求客人先交钱，以防赖账，“我们又不是外面的小姐，小姐有人罩着，我们没有背景”。
男工刘强曾当过好几个厂妹的“背景”，因为人脉广，他一度想离开工厂，到社会上“拉皮条”，但最终没敢。毕竟他只有20岁。
一起喝酒时，他向记者展示他的工牌，工牌上的照片是个青涩的男孩。然而现实中的他，留着一头古怪的发型，头发染着几种颜色，在网络流行语里，这个造型叫“非主流”或“杀马特”。
刘强说，他在富士康厂内有几个不固定的女友，偶尔也需要找“厂妹”。在他们几个男工间，有一个私密的“兼职厂妹通讯录”。男工们会私下交流、点评厂妹的相貌和服务。有些漂亮的兼职厂妹，同多名男工发生过性交易。
不过，刘强拒绝提供这个通讯录。“除了工厂里的朋友，我不敢告诉别人。万一你是记者，怎么办?”
这种忧虑来自今年9月，《财经天下》周刊一篇名为《富士康的夜生活》的报道。其中提到了富士康兼职厂妹的现象。
文章引发富士康工会的抗议。工会声明中称其为不实报道，并指出：“此举不仅是对40万富士康女工人格尊严的恶意侮辱，同时也涉及到对中国所有女性产业工人的误解与歧视，并严重抹黑着中国制造的形象。”
然而，调查发现，《富士康的夜生活》报道后，文中提到的几个富士康狼友QQ群解散，但厂妹并未就此销声匿迹。兼职厂妹虽然不是工厂内普遍现象，但作为个案的确存在。
在刘强看来，媒体的曝光没大用处，厂子这么大，年轻人这么多，厂妹是禁不掉的。
躁动的背影
刘强说，在他们厂里，男女比例在4：1到5：1之间，很多男工在厂里找不到女友。另一方面，身边有些女工觉得，富士康的男工素质太低，一般都不招人喜欢。
“没有钱，没有文化，还爱讲粗口。”他自嘲说：“如果有的挑，厂妹们一般会选择外面的人交男友，做兼职的也是，外面的顾客优先。”
被流水线纵横分割的工厂世界内，压抑的荷尔蒙缺少释放的出口。
小雪告诉记者，工厂里的管理非常严格：上班必须打卡，忘记带工卡需回宿舍取。上厕所的次数和时间都有严格限制。如果自己多次提出上厕所或者上厕所时间超过10分钟，线长会大声喝斥。
小雪说，在厂里，25岁的女工已算是大龄青年，她没什么真正的好朋友。下班后，她仅有的娱乐就是1.5元一小时的网吧和工厂南门外的步行街。正是在那条步行街上，她结交了几个店里卖货的姐妹，第一次听说了“下水”这个词。和上一代打工父辈们不同，这些90后的女孩并不羞于谈性，也没有很强的道德负罪感。
婷婷说，在工厂内，她最大的感觉就是枯燥，无休止的枯燥。在婷婷和她的同事看来，富士康只是人生旅程中必经的一站，但永远不是终点站。
今年年初，她从富士康辞职，但找工作一直碰壁。几个月后，她回到富士康，重新走上流水线。工作久了，便觉得无聊且麻木，“每天机械一样，一遍遍重复相同的动作”。
除了枯燥，低廉的收入也成为厂妹下水的潜因。2013年《富士康工会调研报告》显示，48.1%的受访者底薪为1800元甚至更低，仅有略过三成的受访者底薪在2200元以上。加上加班费及其他补贴，受访者在2013年1月的实际收入平均为2421元。
报告中称，在2010年“连环跳”事件频发期后，富士康减少了工人的加班。这造成了工人收入的下降，导致了基层工人生活的艰难。在基本工资仍然严重偏低的情况下，工人仍然面临着“大量加班解决生存”和“减少加班追求生活”的两难选择。
在刘强眼中，兼职厂妹其实是个弱势群体。“厂妹最容易受害，她们没有人保护。”刘强说，许多厂妹只是迫于现实，多赚一点钱。
种种因素之下，厂妹在关注之外的角落野蛮生长。有学者分析称，正是城市和乡村之间在经济和性方面的失衡，造就了这个群体。
夜幕下，迪吧成为荷尔蒙汇聚之地。10元的入门票价和10元一瓶的啤酒，成为最好的释放方式。当然有很多人不买啤酒，只为看一眼舞场内摇动的腰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