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非法集资等涉嫌违法犯罪的活动时有交织。民间借贷是私人资本市场上自发的资金融通行为，属体制外金融，尚缺有效监管。民间放贷人基于自己的利益判断作出趋利性选择，在高额利息回报的诱惑下，容易产生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高利转贷等涉嫌违法犯罪的行为，扰乱金融秩序和社会治安。民事、刑事法律关系交织的情况，给民间借贷案件的处理增加了难度。
案件高发三大主因
浙江省高院的研究报告指出，导致浙江民间借贷高发的原因比较复杂，综合来看，主要有三大原因。
一是宏观经济形势造成企业经营困难，偿债能力降低。浙江民间借贷以经营性借贷为主，中小微企业深度介入。一旦经济形势变化造成企业经营困难，偿债能力降低，就容易引发民间借贷纠纷。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受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影响，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加大，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数量急剧上升。当前，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所带来的深层影响正在向纵深发展，国际经济秩序依然处于动荡之中。
二是民间借贷融资成本高企加剧了债务清偿风险。由于银根紧缩，融资难，浙江民间借贷普遍存在高息现象。高利率导致了大量信用风险的产生。一旦企业盈利不佳或难以承受过高的利息负担，借贷双方就容易产生纠纷。加之出借人往往采取多种手法隐瞒高息事实，进一步加剧了纠纷产生的可能。一旦企业资金链断裂，民间借贷甚至有可能成为“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三是民间借贷缺乏有效监管，乱象丛生。浙江的民间借贷以经营性借贷为主，加之实践中职业放贷人群体的出现以及担保公司、典当行、投资公司等市场主体的加入，民间借贷活动实际上已具有经营性质。但由于长期游离在监管边缘，民间融资市场因缺乏必要的约束和管理而呈现出无序乱象，如借贷形式不规范、担保不完备、借款用于非正常用途、高息借贷、违法借贷，甚至与刑事犯罪交织在一起，为纠纷的发生埋下了隐患。
手段日益隐蔽 涉及面更加广泛 涉中介机构案件增多
非法集资犯罪现新动向
记者 赵梦卓 王晓明 长春报道
手段日益隐蔽、涉及面更加广泛、涉中介机构案件增多，我国非法集资犯罪呈现三大特点。专家认为，目前我国金融体系滞后，投资渠道狭窄，对于非法集资的打击、处理可操作性差等诸多因素致使此类案件频发，严重扰乱社会及经济秩序，危害人民群众利益。
专家建议，立足拓宽合法集资渠道，引导社会资金找到合法增值方式;不断完善政策、机制、环境，解决小企业融资难题;建立多渠道信息网络，“标本兼治”全面封堵非法集资生存空间。
“万里大造林、利国又利民”、“今天投入2.66万元，8年后回报18万元”……这些国人极为耳熟的广告语，蛊惑了多少人把血汗钱投入他们并不熟悉的林业。2004年至2007年，仅用三年时间，内蒙古万里大造林有限公司总计向社会销售林地40多万亩，非法吸纳公众资金13亿元。
吉林省金融工作办公室主任高材林介绍说，目前非法集资形式花样翻新，由直接吸收存款发展到进行生产经营投资，由单一债权发展到股权甚至债权、股权相混合，手段更加隐蔽，欺骗性更强。他们以高收益、高回报为诱饵，打着“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倡导绿色消费”、“资本运作”、“发展三农”等旗号，以合法公司名义假借发行证券、投资理财、创业投资、黄金(1696.90,-8.70,-0.51%)期货交易、分时度假等形式，诱骗群众财产，一些违法犯罪分子还跨多行业、不断变换手段和方式。
近年来，我国非法集资类案件每年约以2000起、集资额200亿的规模快速增长，涉案地域更广、涉及行业更多、涉案金额更加巨大。根据国家部际联席会议统计，非法集资案件涉及全国29个省区市，涉及全国超过80%的地市州盟。涉及农业、林业、房地产、采矿、制造、服务、批发零售、建筑、金融、食品加工、旅游、医疗卫生和教育等行业，一些个案甚至涉及多个行业。
依托中介机构进行非法集资案件增多，也是当前非法集资案的新特征。《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中发现，一些担保公司、房地产中介公司、投资咨询公司等中介机构以高额回报为诱饵非法吸收公众资金，再用于投资或转借给他人，谋取不法利益。
有关专家指出，我国金融体系滞后与实体经济快速增长不匹配，使非国有企业融资难。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多年持续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充沛民间资金，也需要寻找更多的投资渠道。
吉林省金融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刘长勇认为，处于转型之中的金融制度无法为资金融通提供顺畅的管道，加之我国金融体系较为单一，金融市场发展滞后、资金增值渠道单一、融资手续繁琐等等，一些民营企业为了获取大量资金，铤而走险，不惜以非法集资的方式筹集资金，从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吉林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刘建华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社会公众的金融交易法制意识和风险意识淡薄、部分社会问题的增加易诱发非法集资类犯罪。由于非法集资大多出现在农村地区，目前广大农村地区仍然是普法的薄弱环节，农民法律知识匮乏，而城市非法集资参与者多为离退休人员或下岗者，急于发家致富、脱贫解困。
高材林认为，我国现有体制存漏洞，导致政府对非法集资犯罪打击不到位。“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市场经济在新旧体制碰撞交替过程中，各种经济关系之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剧烈的冲突，加上市场经济本身具有的自发性与盲目性，导致了大量的经济失范行为。这些行为的产生都是由于社会管理机制的失调所导致。”他说。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弱化了以往的政府行政审批权，表现为经济活动中层层放权。但是在政府层层放权的同时并没有建立相应的监控机制，例如审计监督、税务监督、银行监督、群众监督等，对社会经济犯罪预防和控制机能越来越弱，为非法集资犯罪打开了方便之门。
吉林省信托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吕文龙分析说，现有法律对非法集资犯罪界定模糊，对其未能精确打击、处理可操作性差也导致案件频发。“非法集资目前不是刑法罪名，罪与非罪的界限法律规定的并不严格，导致犯罪成本过低，刺激了此类犯罪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