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声音不是第一次听到，远的不说，全球最低的牛奶标准就是以国情论而横空出世。其理论基础就在于有低标准的牛奶喝，总比没奶喝要强。如今校车国标依然遵循这一“有奶便是娘”的规则——有车坐总比走路强。
但这样的理由站得住脚吗?农村道路条件差，是我们校车标准降低的一个理由，但常识告诉我们的是，对于烂路而言，更需要好车。企业的说法不过是在逃避他们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再者，就技术而言，我们已经跃居全球最大汽车消费市场，生产出安全且性能可靠的校车，应该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那么看上去最站得住脚的理由，就是价格问题了。高标准意味着高成本和高技术，中小企业研发能力不足，难以在这个巨大的市场上分得一杯羹。而大型车企则担心，高成本的校车，让购买者望而却步，毕竟很多学校连校舍还是危房，哪儿还有闲钱来购买昂贵的校车?更何况，高标准的校车，还意味着高昂的使用成本和相关维护费用。说到底，车企不想生产高标准的校车，恐怕最真实的理由，就是对学校的“消费能力”缺乏信心。
从这点而言，校车问题不是一个单纯的制定国家标准问题，而应该是一个政府和企业共同参加的系统工程。以美国的雄厚财力，为解决中小学校车的资金，不仅通过发行市政债券筹集，还要求各级政府财政对校车产业给予补贴，每年每个学生的校车补助近五百美元。他们对校车安全的举措，重要的不仅是建立了极高的被动安全标准，更在于建立了一个长效机制，这才有了大鼻子校车安全的美誉。
这其实是一个完全可以借鉴的模式，比如我们制定严格的校车标准，并以此标准来核定车企准入条件。将我们的财政收入更多地向教育倾斜，设立针对购买校车的专项基金，让学样能够“消费”得起昂贵的校车。另外对车企的校车生产，给予税收减免与政策扶持，全社会共同推动校车的立法与安全运营，给孩子们上下学道路划出不可逾越的红线……这一切，并非不可能。
还是回归常识，对于任何事物而言，高标准往往是产生理想结果的唯一途径。校车安全标准的制定，应该就高而不就低，重要的是孩子们的安全，而不是企业的利润和国情的特殊论。
○崔斌语录
●媒体的本质是相同的，就是创造价值，传媒生产终极产品是广告价值。
●多年以来，大家都谈“内容为王”，但是目前报业内容竞争进入一个相对同质化的时期，单靠内容来获取市场的思路已不太合时宜，在此阶段，我更愿意相信“经营为王”。以往，我们更多的是强调媒体的宣传属性、忽略了它的产业属性，把很多企业经营的规律性的东西忽略掉了。
●一个媒体如果只是广告主的辅助性投放，就永远不能成为主流媒体。
○有此一事
2003年，《纽约时报》曾做过一个让人震惊的决定，在头版头条揭露本报一名27岁的记者大肆编造独家新闻的经历。这使已经有152年悠久历史以及在全世界享有极高声誉的《纽约时报》蒙羞。但纽约时报揭露自己丑闻的勇气，以及随后采取设置“新闻督察专员职位”等一系列的自律手段，让其声誉慢慢得到了恢复，而渐渐重获读者的信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