喧嚣了半年，却依然扑朔迷离的“达芬奇案”，日前又牵出关键性人物，——《京华时报》总经理崔斌6日被免职，他负责的传媒中国网近日也悄然关闭。
媒体的报道是，崔斌在达芬奇事件中，担当达芬奇方面与媒体记者中间人，崔斌的传媒中国网获得达芬奇家居300万元公关合同，负责与各大主流媒体进行“深度沟通”。
除了网友的热议，也有人借此反省媒体在这一事件中的操守。央视对达芬奇的报道是否失范?新闻和经营的正当关系是什么?媒体如何坚守自己的价值并谋取利益?
“真为我们这个行业感到悲哀与担忧。”著名传媒人胡舒立微博上的这句话，触动人心……
达芬奇市场化的“危机公关”
没绕开“非市场化”的现实处境
何进平（省社科院学者）
“达芬奇事件”演绎了半年，一个负责为达芬奇家居“摆平”媒体的中间人、京华时报总经理崔斌被免职了。37岁的崔斌在“京城媒体圈能量巨大”，被免职一事本身就表示他多少有些问题。
梳理一下达芬奇事件，有助于我们观察和思考：
2011年7月10日、7月17日，中央电视台《每周质量报告》栏目两次播出《达芬奇密码》和《达芬奇密码2》，揭露专营意大利奢侈家具的达芬奇家居有限公司制假贩假，节目中有大量暗访镜头。节目播出后，消费者愤然以待，各达芬奇店顿时门可罗雀，销售骤减。据达芬奇家居的统计，节目播出到现在仅半年时间，同期净利润由3178万元逆转为亏损8457万元。
按一般经验，被央视连续两次曝光，达芬奇基本上就死定了。这次却有些不同，达芬奇一面向消费者致歉，一面对央视的曝光表示不服，同时，也开展危机公关，崔斌被免职，就与收取达芬奇巨额公关费有关。企业危机公关是化解危机的一种有效手段，在国外被普遍采用，化解危机当然要花钱——在我看来，市场化条件下，崔斌与达芬奇的那份标的300万元的公关合同，不仅在法律允许范围，而且应该大力倡导。
问题在于达芬奇事件的“非市场化”：达芬奇公司和中央电视台不是对等的主体。事件发生后，达芬奇又是申辩、又是报案、又是告状，针对的都是个人和地方，不敢对着央视去。
再看央视的暗访：记者假冒老总身份，以采购2200万元家具的假项目，诱导一个跑单员表示愿意制假，得出达芬奇“假冒伪劣”的结论。假老总、假项目、采访对象的假身份，这么多“假”叠加，以“假冒伪劣”对付“假冒伪劣”，让反倒让真相有些扑朔迷离。媒体会说这是“暗访”的需要，是的，你是暗访，但暗访不是“诱访”。我国《新闻法》迟迟没有出台，如何规制暗访不得而知，借鉴却可以做到——
在刑事诉讼领域，曾经普遍实行的“诱惑侦查”被现代法治严格限制，除毒品案等特殊犯罪活动外，一般都不允许进行诱惑侦查，因为诱惑侦查往往采用非合法途径取得证据，在诉讼中会受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阻却，难以“呈堂供证”。法治的这种限制，原因很简单，诱惑侦查极易侵犯公民权利。保护公民(包括企业)权利是现代法治的第一要义，任何可能侵害私权利的举措，都会受到法律的禁止或限制。
在行政法领域，因为同样的原因，行政机关过去常常采用的“引诱违法”(钓鱼执法)也受到法律的质疑。路边拦下一辆私家车，给20元送到火车站，然后亮证、扣车、罚款，现在谁还敢这样干?法治的发展，是以私权利保护的周密和全面为标志，这种周密和全面，常常是以对公权力的行使设置障碍为规制条件。
以这种思路观察达芬奇事件，我的基本判断是央视对达芬奇家居曝光有重大瑕疵。否则，应该最受伤害的“被假冒”的4家意大利品牌家具的老总不会专程飞到北京力挺达芬奇，要讨个公平。况且，到目前为止，工商、质检、海关还没有查到达芬奇制假贩假的证据。
有人说，央视不是权力机关，只是行使媒体职责。话是不错，理不太对，央视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地球人都知道”，节目播出不到两小时，北京、上海、重庆等地的工商、质检部门就到达芬奇家居店进行查处，足以证明央视的“权力”。而且，这种权力已经影响到当事人的生活：在节目中被冠以制假厂家总经理身份的跑单员、24岁的彭杰，在节目播出后精神崩溃，想服安眠药自杀并选择了逃亡——一个未被法院判处有罪的公民，过上了疑似罪犯的生活。
经常表现出“大爱无疆”的中央电视台，是不是该有点反思?
吐槽
程 埃 ：老练的内鬼终于被达芬奇老妇抓住了尾巴，这样明目张胆敲企业竹杠和抢劫有什么区别?
江南：达芬奇密码不涉及国家机密，也不涉及个人隐私，希望其处理过程公开透明。
风起云涌：监管固然是一个问题，但很多时候企业、媒体的公关往来都遵循的是行业潜规则，也未必都触犯了现行法律，再怎么监管也监管不来。
霍吉和：上市公司的终极目的就是利益最大化，受人钱财替人消灾是应有之义，但问题是利益最大化跟媒体的公器角色有冲突。
以上观点来自网友微博
校车标准不能搞成牛奶标准
刘兴望（资深评论员）
由国家发改委牵头、工信部主持共十部委参与的新校车标准征求意见会近日在北京召开，多家车企反对新校车标准套用美国标准，一些客车厂家不同意，“新标准将中小型客车企业排除在外。”另一个理由是“新校车标准”完全参照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标准，很可能最终导致有了标准而校车问题仍无法解决……因此，需要一个符合国情的校车标准。
有关新校车标准的讨论让人颇为失望。
本来，此次制定校车安全标准，算是一个进步，毕竟我们开始在为孩子们上下学安全进行规划。只是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有一些东西让人疑惑，比如工信部提出的总体原则，一要安全，二要成本低些，鱼与熊掌能否兼得?而在这个总体原则下，自然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欧美标准太高，美国校车太贵，农村道路条件太差”。所以要造就得造符合国情的校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