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期间，由于劳动力人口总数最高峰是在2015年，即人口红利结束是在“十二五”末，所以潜在增长率 “十二五”期间会下降。到“十三五”，人口红利消失则对经济有负的影响。
但不管如何，“十二五”需要转变发展方式。因为过去多年来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极高的投资，即大量的投资提高资本密集度，但现在这个也很难支撑，因为未来5年靠投资来提升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同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所有发达国家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不是全都靠投资来加快生产，而是依赖生产率的提高，这使得经济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
中等收入陷阱，其实与未富先老关系密切。在过去的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两类国家获益最多，一类是穷国，因为他们能够生产出最便宜的产品，在全球化中实现自己的优势；还有一类是富裕的国家，因为他们在科技前沿上创新，实现管理优势，可以生产出最前沿的推动技术进步的产品。处在中间的国家，他们的比较优势不明显，劳动力比不过穷国，科技比不过富国。
所以处于穷国和富国之间的中间国家，在全球化中获益较少。特别是像中国这样未富先老的国家，“先老”意味着是劳动力便宜的优势消失，“未富”意味着你还没有达到前沿的阶段，这时你就在一个比较优势不显著的阶段。
《21世纪》：这个陷阱跨越的关键是什么？
蔡昉：这个中等收入陷阱，并不是所有国家和地区都跨越不了。我们看到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他们就跨越了。但是此后日本过去二十年经济发展缓慢，经研究认为，并不是因为人口红利结束导致的，也不是泡沫经济引起的，核心是全要素生产率没有有效提高。
比如日本在1990-1995年结束人口红利后，本应该迅速提高全要素生产力，但是因为政府扶持企业，以致该淘汰的企业没有被淘汰，该被消亡的产业没有被消亡。这使得低效率的企业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最后整个日本的经济竞争力下降。
所以，政府要去选择比较有动态优势的企业扶持，不能以影响就业和地方GDP为借口，而对经济发展施加过多干涉，这样做不能提高生产力。
《21世纪》：如何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主要是提高技术对经济的贡献率吗？
蔡昉：全要素生产率在统计上是一个残差，是经济增长不能为投入所解释的部分。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包括技术进步、组织创新、专业化和生产创新和人的素质提高等。
如果新增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比较高，职业技能比较好，就业比较稳定，有好的培训，这些非熟练工人逐渐成为技术型工人，积累经验，产品效率就能得到提高，所以是一个全面的要求。
现在很多大学生就业困难，但是实际上过了几年后，都可以显著提高收入。目前就业困难，最主要是反映就业的结构性问题。无论是农民工就业，还是大学生就业，我们把这部分人相应保障做好了，就业总量就不是问题，再做好培训，提升劳动者的素质，就业与产业结构的升级相对匹配，就可以使得经济保持较高的速度，发展质量也更好，这主要是因为提升了全要素生产率。加大科研力度，使得技术对经济的贡献率提高，也是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一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