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规划的一个重大变化是，下五年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下调到7%，比上五年的目标下降了0.5个百分点。
经济增速的下调，除了国家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需要降低经济增速，提高发展质量的目的外，也与“十二五”末劳动年龄人口总数将达到顶峰后开始下降有关。
针对人口红利将出现转折，中国如何应对潜在经济增速可能开始下降的现实，以及如何进一步挖掘人口红利的潜在空间，本报采访了全国人大常委、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
蔡昉长期对人口红利的问题进行系统研究，并在近年提出中国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刘易斯拐点将出现的重要观点。
挖掘人口红利的空间
《21世纪》：中国劳动力人口达到最高峰后开始下降，这对中国经济意味着什么？
蔡昉：2015年中国16岁到64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将达到最高峰，此后开始下降，中国的人口红利会逐步结束，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
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意味着过去的充足的劳动力资源、高储蓄率、人口抚养负担低的情况将改变。因为过去30年经济增长近10%，与充分挖掘了人口红利有关。随着人口红利消失，中国“未富先老”特征更加突出。2000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的比重是6.8%，与世界平均水平完全一样，但是2010年我们的老龄化比例是8.3%，超过世界平均水平7.5%。
由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是不可逆的，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使得未来5年中国面临青壮年劳动力数量减少的情况，这意味着中国在较低的发展水平步入老龄化的阶段。
根据现在简单的推算，2022年人均GDP大概能达到12000美元，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如果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老龄化程度就不那么严重了。因此，要解决未富先老的问题，就需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使得经济平稳较快发展。
《21世纪》：对于转变发展方式您有何具体建议？
蔡昉：这包括如何从过去更多地依靠出口转向依赖内需，从过去靠单纯的资源、能源、要素的投入，转向更多地依赖技术进步，依赖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从过去较多地依赖于第二产业向转向更多依赖于第三产业。
同时，实施产业结构升级，要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要和资源禀赋相适应，产业结构调整也不要过于剧烈，这样可以避免我们出现比较优势真空的状态。所以现在最好的延续方式就是拉动内需，一边升级产业结构，一边挖掘人口红利的空间。同时东部竞争力丧失的产业，可以向中西部逐步转移，因为我们国家比较大，在一个地区出现了劳动力成本提高的情况，其他地区可能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保持劳动力低廉，同时要将农民工转成市民，在解决其社会保障问题后，可以解决其后顾之忧，拉动其消费对经济的贡献。同时农民工进城后，提高城市化率，在促进城市建设时，可以产生巨大的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
劳动力短缺未必拉高物价
《21世纪》：目前物价越来越高，农民工工资和最低工资越来越高，是不是与人口红利逐步结束，劳动力短缺有关？
蔡昉：劳动力短缺的确推动工资上涨，但未必拉高物价。劳动生产率上升是支撑着工资上涨的。由于长期以来工资上涨速度滞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所以即使目前工资上涨快一些，也不会导致产品不足引起的通货膨胀。
那就意味着，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快，无论农业也好，还是其他行业也好，物价就不会有因为短缺引起的上升问题。
现实生活中，工资上升较快可以持续，这个工资上升既与劳动生产率上升有关，也与劳动力短缺相关。长期看，工资在上涨，一定会相应增加消费需求，这个需求增加在很多情况是消费的商品组合变化。例如，过去窝头咸菜是一种组合，现在牛奶面包的组合则是一种新组合。在这个消费组合变化过程中，价格相应就涨上去了。因此，我们可能会面临一个适度的物价上涨。
“十二五”时期以及未来，要实现劳动生产率提高和工资涨幅的同步，有赖于形成劳动力市场制度。这种劳动力市场制度包括工资集体协商制度，贯彻实施劳动法，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和严格的执行等等。
事实上在比较高的发展阶段上，工资通常都是劳动力供求关系加劳动力市场共同决定的，我们要主动去建立这个劳动力市场制度。
目前中国劳动力没有形成统一的市场。因为城乡收入差距还没有彻底消除。二元经济也不可能很快消失，一些农民工愿意转移到城市，但没有完全融入城市，主要原因是目前城乡之间还存在相当多的制度障碍。比如劳动力流动的区域间的制度障碍，这些制度障碍存在一定会制造出劳动力供和需之间的摩擦，那必然会产生民工荒或者返乡潮交替出现。
“十二五”时期，宏观经济要更加关注就业，尤其是保障农民工就业。因为城镇居民在失业后，有失业保险覆盖，但是农民工是无法享受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的。
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21世纪》：中国“十二五”的经济速度确定为7%，比“十一五”要低0.5个百分点，这是否意味着人口红利慢慢结束，使得中国潜在经济增速下降，如何应对这个下降呢？
蔡昉：不能这样理解，“十二五”增长率定为7%，只是表明要加快转变发展方式。实际过去多年的经济增速，是高于规划确定的目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