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观察发现，浙江GDP增速连续10年下滑，区域经济存在资本、产业空心化苗头，正在面临挤出中国经济增长第一方阵的危险。
“浙江经济多年来的持续深度回落，在国内经济竞争中呈现明显颓势。”浙江省发展和改革研究所所长卓勇良近日回应了这一说法。2001年至2008年浙江经济增速从全国第六位跌落到第22位。浙江工业增速自2004年6月至今持续下滑，这是浙江近年来的罕见低谷。
浙江这几年较低投资增长中，制造业投资比重相对更低。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郭占恒接受采访时也指出，浙江“十一五”规划的重大建设项目中产业类项目比重只有13%，近三年制造业投资比重比江苏、山东低8-10个百分点。
记者在浙江采访下来，类似的观点并不鲜见。
国家发改委长三角区域规划专家陈建军亦向记者提醒：“浙江在长三角区域经济发展地位的下沉，是在新五年规划期间所必须面对的现实。”他称，浙江在长三角经济总量中的比重自2003年达到33.43%以来，在长三角经济总量的份额呈持续下降状态。
浙江制造业后劲问题，决策层早有洞见。9月7日，浙江省政府专题会议通过了9大新兴战略性产业专项规划。浙江省长吕祖善谆谆告诫：“如果我们不能顺应趋势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就会被时代所抛弃、所淘汰。”
浙江制造错过三次“机遇”
但是，浙江方面的政府智囊人士指出，浙江经济抓住了第一波国内消费市场的机遇，但随后出现的国内消费市场向国际消费市场转移升级的发展趋势，浙江制造并没有完全把握这些机遇。
记者在浙江采访下来，一般认为，1998年至今浙江错失了三大机遇期：1998年，国内消费有向国际消费转移的趋势，浙江经济没向产业高端提升；2003年国内宏观调控，浙江产业资本外溢变为游资，彻底走上不归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浙江部分传统产业外迁中西部，导致浙江经济增速全面落后。
1998年为第一个时间节点。
由于国际订单的土豆效应，金银焕们尝到了这种简单加工业的甜头，很快形成了对纺织服装等低端产业的外贸依赖。
此举导致浙江产业结构变动较慢，产业层次长期低于全国。以纺织服装行业为例，1985年浙江省产值比重为27.3％，高出全国8.9个百分点。到2008年该产值份额高达21.3％，30年间仅下降6.0个百分点。
而在新兴产业发展上，浙江则没有迅速跟上。例如，1985年浙江电气电子产业份额为12.3%，到2008年仅上升2.2个百分点。而江苏和上海的领头行业，均已成功转变为电子行业。
浙江省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所长朱李鸣对本报记者指出，这种外向型的单边市场取向，加大了市场结构转型的难度。
但直到2002年中国加入WTO，这种依靠“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换取产能扩大，通过“低成本、低价格、低利润”实现市场空间拓展的模式并未改变。
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史晋川向记者指出，1978-2002年浙江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7%，增长速度居全国之首；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省GDP的比重由38%提高到43.8%，传统产业占有支柱性地位。
与之相伴的是日益高昂的投资代价。1979~2003年，浙江省固定资产投资率从26.4%上升到49.4%，大大高于GDP年均增幅。到2003年，每增加1亿元GDP所需的固定资产投资高达3.38亿元。
彼时，有关“中国拉高世界能源、原材料价格”的舆论扑面而来，浙江民营企业普遍遭遇了煤炭告急、拉闸限电、原材料价格飞涨等“致命伤”。
2004年宏观调控不期而至，地方建设项目纷纷下马。
“我那时候相中的一块土地，到现在都没审批下来！”温州柳市镇春城开关厂厂长黄信飞对本报表示，由于缺地、缺水、缺电，许多民资从制造业外溢，成为短期博利的游资。
据不完全统计，仅温州一地就有高达8000亿的民间资金转战全国。
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对“在外浙江投资创业人员及企业基本情况”进行摸底，结果显示，截至2003年底约有400万浙商在省外发展，占该省总人口的1／10，投资总额约5300亿元。
为此，浙江“十一五”《纲要》明确提出，“加强引进内资工作，积极支持浙商回归发展”。
2006年2月，浙江再度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内引进工作的意见》，明确“国内引进”要作为各地、各部门年度目标责任制考核的重点内容。
谁料新一轮金融风暴席卷而来，招架不住的浙江老板们决定向中西部转移。温州奥康集团就在重庆璧山县投资10亿元，设立占地2600亩的工业园，吸引90多家配套厂商入驻。
浙企外迁，直接导致本省工业投资不足。
2005年以来，以民间投资为主体的浙江规模以上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增速，开始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09年全年浙江民间投资只增长7.4%，2010年一季度环比下降近45%。
卓勇良分析，2007年浙江规上工业的固定资产净值利润率，由2000年的全国前3位降至第14位，企业对于投资省内传统产业的意愿大大减弱。
如何找回“失落的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