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台铭似乎从来不顾忌这样的公共关系恶名。其在两岸曾经告过三家媒体或记者。熟悉鸿海的台湾记者，没有人不知道郭台铭有一份“黑名单”，都是曾经写过郭台铭认为对鸿海有负面影响新闻的记者。郭惩罚这些记者的方法，就是不让他们参加一年一次的股东会以及尾牙—那是他一年中难得的两次曝光机会。此外，有时鸿海的高管对记者多说了几句，郭台铭看到报纸后若不高兴，就在内部“悬赏”，要找出泄密者。
深圳态度的微妙转变，郭台铭一定有所感。而郭台铭“只看上，不看下”的政府关系策略，让其对地方政府的经营力度明显不足。因此，他现在积极转进其他省份设厂，虽然没办法一下子从深圳“搬家”，但制造重心将缓缓移出珠三角。这包括设在重庆的笔记本电脑生产线，以及在武汉、烟台、淮安、南京、廊坊、太原等中国腹地的富士康新厂。这一分散策略，预计在跳楼事件后，明显加速。“中国大陆内部自己的竞争，比台湾还要激烈。”郭台铭曾经说，因此，很多地方政府仍将视富士康为解决当地就业、提升GDP的骑士。
就在受自杀事件影响的5月，富士康的业绩依然强劲。单月营收达到1632亿台币，同比增长78.1％，创造了历史上的单月次高纪录。今年前五月总营收则达7318亿，同比增加57.71％。犹如一个帝国极盛之时的阴影，一系列不幸的员工自杀事件仍给富士康渲染上了某种乖戾和不安的色彩——这个中国代工制造模式的典型代表性企业，已经从骨子里开始出现腐坏的信号了吗？
(《环球企业家》记者胡卉对本文亦有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