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当地一位官员透露，永川区国土局某负责人曾在内部整改会上声称，当地普遍存在的认识误区是，统筹城乡发展首先是从土地上做文章，“城乡一体化”就是“土地一体化”。因此，一些地方在土地流转中，开始边报边用或未报即用，违法用地行为四处开花。
而整个违法用地后面是盲目发展的冲动。金进丰公司违法占地案，其实只是永川违法用地的冰山一角。
永川区是重庆一小时经济圈的重要城市，系重庆市规划建设中区域性中心城市。2009年，全区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已达244.08亿元，在全市40个区县中名列前茅。区领导也多次表示，永川已进入高速发展阶段，要全力冲刺。
重庆市国土局一位官员告诉记者：“永川这些年发展速度非常快，市里总体上对永川是倾斜的，但国家每年给重庆下达的用地指标仅100平方公里，每年缺口在50平方公里以上，整体非常紧张，留给永川的指标就更少了。”
“一方面发展建设要土地，一方面又有指标的严格限制，国土局的压力是很大的。”永川区国土局一位官员如是说。
大安镇则是永川高速奔驰的一个缩影。跻身重庆市经济百强镇的大安，2009年地方财政收入已突破千万元大关。
在此次违法事件中受到处理的原大安镇委书记夏奎在2008年曾表示，未来4年，大安将要达到25~30亿的经济总量，财政税收将在现有的基础上翻两番，基本实现再造一个大安的目标。
而现行的土地供应，显然跟不上这个发展需求。类似金进丰公司这样的项目，便很难获得土地。但它的引入，的确能带动地方发展。“所以我们当时的考虑是，一切都既成事实后，就比较容易获得用地批准。”大安镇的一位官员说。
比种地强多了
政府对土地怀有强烈的利益冲动，但农民们对耕种多年的土地，也怀着复杂的感情。
在去年11月，当成都土地督察局来村里进行实地检查时，蒋儒沛还心惊胆战的问一个官员，我会不会被劳改？据蒋儒沛回忆，当初在租赁合同上签字时，他就考虑过这个问题，但最后还是签了。
种田没什么收益，是农民们同意金进丰公司租用土地的最大原因。现年56岁的蒋儒沛，和老伴一起种着自己和两个兄弟三户人家的共10亩土地。10亩地年收1万多斤谷子，除去肥料、农药等费用，纯收入也就3000元左右。
这次他租给金进丰公司的土地有1亩多，“我又没拿什么报酬，我是真的想促成这件事。每年可以获得固定租金收入，比种地强多了，农村不这么发展没办法。”蒋儒沛现在的遗憾却是，“这事怎么就没干成呢？”
这个想法，就连持续上访的村民况中华、李华松也承认。他们对记者坦承他们上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在房屋拆迁和青苗补助等问题上的矛盾。
李华松家里300平方的房屋，一共只拿了22万元的补偿。“有一家才100多平方，补偿费就有18万。”李华松说：“至于老板要用地，就用好了，只要解决好补偿问题就行。”
甚至有多位村民对记者表示了遗憾之情：“金进丰公司抓紧建就好了，建成了就可能被批准了，我们还有机会出去打工挣钱。”
土地诱惑难以抵挡
“永川这种现象，是农业生产效益低下的现状，对18亿耕地红线的保护是个冲击。”西南大学教授邱道持认为，在要保护耕地的同时，也要维护农民利益。同时兼顾发展，就必须在法律框架上，对城乡用地制度进行革新。“在这些根本矛盾未得到解决前，违规事件不会戛然而止。 ”
当前重庆在探索“地票”制度，将农村建设用地与城市建设用地实行增减挂钩，以解决部分指标之外的用地。同时，也在尝试像成都一样建立起耕地保护基金。
所谓“地票”制度，就是将农村宅基地及其附属设施用地、乡镇企业用地、农村公共设施和农村公益事业用地等农村集体建设用地，经过复垦并经过土地管理部门严格验收后所产生的指标，通过市场销售给所需要的企业，并纳入新增建设用地计划，增加相同数量的城镇建设用地。
但对于各类违法占用农村土地的行为，似乎并无其他良策。
在被限令整改之后，区政府出台了9项土地管理机制。4月16日，又再次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集体土地管理的通知》，以防范违法用地出现。
有学者认为，这起违法用地案件，凸现了在当前城镇化、工业化高速突进背景下，土地供需矛盾目益尖锐；而另一方面，农业效益的低下，也在使农民日益失去对土地的热情。因此，农村能否在未来依然抵挡土地的诱惑仍然是个问号。5月10日，铜鼓村村长刘义科就拒绝与记者见面接受采访，他在电话里说，“我正在生产队协商企业用地的事情。”
